東海岸

美國“鴿子”號潛艇救難艦凌晨四時抵達查爾斯頓船塢。蘇聯水兵都被安置在水兵食堂內，他們都巳變得難以管束了。俄國軍官們曾努力去限制他們的人員同援救了他們的美國人接觸，實際上這根本辦不到。簡單地說吧，他們沒有辦法阻止人們上廁所。“鴿子”號為來客提供了良好的海軍食品，最近的廁所在離艦尾幾碼處，在去廁所來回的路上，“紅十月”號的人員碰到了英國水兵，其中有些人是裝扮成士兵的會講俄語的軍官，還有些人是屬於士兵級別的俄語專家，是在最後一批蘇聯人到達“鴿子”號時才空運過來的。他們原以為登上的是一艘敵對的艦艇，但是卻遇見了友好的講俄語的人，這對許多年輕新兵來說，產生了一種征服力量。他們的談話都錄進了暗藏的錄音機裡，等以後到華盛頓進行檢查。彼得羅夫和那三個低階軍官很晚才意識到這一點，當他們明白過來以後，就輪流陪同那些人去上廁所，活象承擔保護責任的家長一樣。但他們還是未能防止這件事情：一名身穿水手長服裝的情報官員表示可提供避難，說任何想留在美國的人都會得到許可。十分鐘以後，這個訊息就在全體水兵中傳開了。

美國水兵吃飯的時間到了，俄國軍官幾乎無法阻止大家相互間的接觸；結果是，這些軍官光顧忙著巡視各個餐桌，自己卻吃得極少。使他們的美國同行感到吃驚的是，他們竟不得不一再拒絕應邀去“鴿子”號軍官餐室就餐。

“鴿子”號小心翼翼地駛入船塢，沒什麼可著急的。當舷梯放妥以後，碼頭上的樂隊奏起了一組蘇聯和美國樂曲，慶祝這次救援工作中的合作。蘇聯人原以為由於是在凌晨，他們會在靜悄悄的氣氛中抵達，可是他們錯了。當第一個蘇聯軍官在舷梯上剛下了一半時，就被50盞高強度的電視燈光照得眼花繚亂，電視記者們嚷著提問題。這些記者是從床上被喚起來去採訪那艘救難艦的，好在聖誕節期間為晨間廣播新聞網提供一條精采新聞。這些俄國人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西方新聞記者這類人，因此，這種文化背景的差異引起了大混亂。記者們認出了那些軍官，於是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使竭力控制事態的那些海軍陸戰隊士兵大為驚恐。在一個記者面前，這些軍官都裝作一點也不懂英語，但卻發現有一個鑽勁十足的記者帶來一位來自哥倫比亞市南卡羅來納大學的俄語教授。彼得羅夫在六架攝影機面前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政治上無可指責的套話，但願整個事件是一場惡夢。用了一個小時才把全部俄國水兵都安排到三輛專門租用的大客車上，然後開往機場。沿途，生滿新聞人員的大小汽車與大客車並排疾駛，不斷地打擾這些俄國人，閃光燈亮個不停，還叫嚷著各種誰也聽不懂的問題。飛機場的景象沒有多大差別。空軍派來了一架VC—135運輸機，但在這些俄國人登上飛機之前，又不得不在記者的海洋中擁擠著前進。伊萬諾夫碰到了一位斯拉夫語專家，由於他帶著可怕的鄉音，俄語講得一塌糊塗。登機又用了半小時。

12名空軍軍官安排大家坐好後，就分發香菸和小瓶酒。當這架要員運輸機飛到2萬英尺高度時，飛行令人十分愉快。一位軍官透過機內電話裝置向他們宣佈以後的計劃，要對大家進行體檢。蘇聯第二天將要為他們派出一架飛機，但是大家都希望他們能多留一兩天，可以充分地體驗一下美國的好客。機組人員格外賣力，向他們的乘客介紹著航線途中每個地面文物、城鎮、村莊、州際高速公路和汽車站的來歷，還透過譯員表明全體美國人要求與蘇聯保持和平、友好關係的願望，表達美國空軍對蘇聯水兵的勇氣懷有一種職業上的欽佩心情，並悼念那些先人後己勇敢地留在後面而犧牲的軍官。這一整套從頭到尾是場冠冕堂皇的騙局，目的是征服對方；這場騙局已開始取得成效了。

飛機在華盛頓郊區上空低飛，快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了。譯員解釋說，現在他們正飛過一些中產階級家庭。他們都是政府和當地工業部門的普通工作人員。地面上又有三輛大客車在等著他們，這三輛客車並沒有走華盛頓特區周圍環形公路的路線，而是直接穿城而過。三輛車上的美國軍官為交通的擁擠表示道歉，他們說，幾乎每個美國家庭都有一輛小汽車，許多家庭有兩輛或者更多；現在人們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省得自己開車麻煩。開自己的車還有麻煩，蘇聯水兵簡直認為這不可思議。他們的政治軍官以後會告訴他們，這全是胡說，但誰又能否認路上的成千上萬輛汽車呢？這肯定不可能是為了一些水兵而在一小時以內故意安排的一場假把戲吧？當車駛過華盛頓特區東南時，他們注意到黑人也有汽車——幾乎沒有地方可停放那麼多汽車！大客車繼續沿林蔭路行駛，譯員說，他們要是能被允許去參觀一下許多公開開放的博物館就好了。譯員還說，在宇航博物館裡有一塊由“阿波羅”宇航員從月球上帶回來的石頭……這些蘇聯人看到在林蔭路上慢跑的人，成千上百的人正在信步漫走。大客車向北一拐，透過華盛頓西北部漂亮的地區向貝塞斯達開去，這時車上的蘇聯人都嘁嘁喳喳地說開了。

在貝塞斯達，他們受到電視攝影記者的採訪，透過三大電視系統作了實況轉播，友好的笑嘻嘻的美國海軍醫生和衛生員迎接了他們，把他們領進醫院進行身體檢查。

十位大使館的官員已在那裡，他們都在琢磨如何控制住這批人，但從政治上說，又不能對本著緩和精神給予這些人的照料提出抗議。從沃爾特?裡德醫院和其他政府醫院請來的醫生們，為每個人作了迅速、全面的醫療檢查，尤其是要檢查是否受了輻射中毒。在檢查時，每個人都發現自己身邊單獨有一名美國海軍軍官，有禮貌地詢問他個人是否想留在美國，並指出，每個決定要留下的人需要親自向蘇聯大使館的代表去說明意願——但只要他願意這樣做，他就會獲准留下。大使館官員感到惱火的是，有四個人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一個人在與海軍武官面談後撤回了決定。美國人很謹慎，把每次會見都作了錄象；如果以後對方指責說美國人搞恫嚇，就可以馬上反駁。

醫療檢查做完以後——謝天謝地，放射性照射度很輕微——這些人又吃了一頓，然後上床休息。

華盛頓特區

“早上好，大使先生，”總統說。阿爾巴托夫注意到，佩爾特博士又站在他的主人身邊，就在那張寬大的古董桌子後面。他預料這次會見不會是令人愉快的。

“總統先生，我是來抗議美國政府對我國水兵的未遂綁架。”

“大使先生，”總統厲聲回答說，“在一位前地方檢察官看來，綁架是一種卑鄙而可惡的罪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不容被指控犯有此種罪行——當然更不容在這間辦公室裡！我們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綁架別人。你聽清楚了嗎，先生？”

“除此之外，阿列克謝，”佩爾特用緩和一些的口氣說，“如果不是我們，你們說的那些人就不會活到今天。為了救出你們的軍人，我們損失了兩名優秀人員。恐怕你們至少應該對我們為救援你們的水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一點感謝，而且也許可以對那些在救援過程中失去生命的美國人作一點同情的姿態吧。”

“我國政府已注意到貴國兩位軍官所做的英勇努力，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確實希望對這次救援表示感謝。儘管這樣，先生們，有人下了功夫，蓄意誘使這些人中的某些人背叛他們的國家。”

“大使先生，去年貴國的拖網漁船救出了我國的巡邏飛機的機組人員之後，蘇聯武裝部隊的軍官用金錢、女人和其他各種誘餌引誘我們的機組人員，要他們提供情報或者同意留在符拉迪沃斯託克，對不對？不要跟我說你不知道這件事，你知道這種把戲是怎麼耍的。當時我們對此沒有提出抗議，是不是？沒有。那六個人還活著，我們就非常非常感激了。現在，當然羅，他們都回來工作了。貴國對美國普通公民的生命所給予的人道主義關懷，我們仍是感激的。至於當前這件事，每個軍官或士兵都被告知，只要他們願意留下來就可以留下來。沒有使用任何武力。我們要求每個希望留在這裡的人都要同貴使館的一位官員見面，這樣就給了你們一個公平的機會，向他說明他行動的錯誤。這當然是公平的，大使先生。我們沒有給錢，也沒有用女人。我們不收買別人，我們更不會綁架別人，永遠不會。要是誰去綁架人，我就把他關進監獄。我甚至還曾處決了一個。不要再拿這個來指控我了。”總統理直氣壯地結束了發言。

我國政府堅持，必須把我們所有的人都送回國，”阿爾巴托夫堅持說。

“大使先生，任何在美國的人，不論其國籍或來到我國的方式如何，都有權受到我國法律的充分保護。我們的法院對此曾多次作出裁決。根據我國的法律，在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式情況下，不能強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去做違反他意願的事。這個問題就到此為止。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有一艘彈道導彈潛艇在離美國海岸300海里處幹什麼？”

“一艘導彈潛艇？總統先生？”

佩爾特從總統的寫字檯上拿起一張照片，交給阿爾巴托夫。是“海崖”號的錄象機錄下的，照片上是那枚SS—N—20海上發射的彈道導彈。

“那艘潛艇的名字是——曾經是‘紅十月’號，”佩爾特說。“它已經爆炸，在離南卡羅來納州海岸300海里處沉沒。阿列克謝，我們兩國之間有一項協議，即任何此類艦艇不得靠近對方國家500海里即800公里以內的地方。我們想了解那艘潛艇到那裡去幹什麼。不要跟我們說這個導彈是什麼捏造出來的——因為即使我們想幹這種蠢事，我們也沒有這個時間。那是你們的一枚導彈，大使先生，而這艘潛艇還運載了19枚此種導彈。”佩爾特有意把數字說錯。“美國政府要求蘇聯政府說明它是怎樣違反我們之間的協議到那裡去的，而同時貴國又有那麼多其他艦隻如此靠近我們的大西洋海岸。”

“那肯定是那艘失蹤的潛艇。”阿爾巴托夫主動說。

“大使先生，”總統輕聲說道。“那艘潛艇直到星期四才失蹤，是你跟我們講了這件事的七天之後。總之，大使先生，你上星期五的解釋與我們掌握的確鑿事實並不吻合。”

“你到底要指控什麼？”阿爾巴托夫怒氣衝衝。

“怎麼啦，沒有什麼指控，阿列克謝。”總統說。“如果那項協議不再起作用，那麼它也就不再有效了。我想上星期我們也討論過這種可能性。美國人民今天晚些時候將會了解事實真相。你對我國很瞭解，可以想象出他們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我需要有個交代。目前，我看不出貴國艦隊還有什麼理由呆在我國沿岸。‘救援’工作已經勝利完成，蘇聯艦隊的繼續存在只能是一種挑釁。我希望爾和貴國政府考慮一下我的軍事將領現在會怎麼對我說；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不妨設想一下相反的情況，你們的將領將會對納爾莫諾夫總書記說些什麼。我需要有個交代。如果得不到解釋，我只能得出一種結論，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結論；而這些結論都是我極不願作出的。請向貴國政府轉達這個口信，並告訴他們，既然你們有些人選擇要留在這裡，我們大約很快就能瞭解到具體發生的情況。再見。”

阿爾巴托夫離開辦公室，轉身向左，從西門離去。一名海軍陸戰隊門衛把門開啟，但他卻沒有注意到這種禮貌舉動。大使的司機正等在一輛“卡迪拉克”高階小轎車的外面，為他開著門。這位司機是克格勃華盛頓站政治情報部門的負責人。

“怎麼樣，”司機說，看了一下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的交通情況，然後驅車左拐。

“嗨，會見的情形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現在，我們可以絕對肯定他們綁架我們人員的原因了，”阿爾巴托夫回答說。

“是什麼，大使同志？”司機立即問道，剋制住自己的惱怒情緒。要是在幾年以前，大使這個黨的馴服工具是不敢對克格勃內高階官員採取應付拖延態度的。自從安德羅波夫同志逝世後，國家安全委員會變得失寵了。但情況還會糾正過來的。他對這點很有把握。

“總統就差譴責我們違反雙方1979年的秘密協議，蓄意派遣潛艇接近他們的海岸了。他們扣下了我們的人，單獨加以盤問，以便了解那艘潛艇的使命是什麼。中央情報局這樣幹要多長時間才能完呢？一天？兩天？”阿爾巴托夫氣憤地搖搖頭。“他們也許已經知道，只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許用一個女人，就可使他們鬆口。總統還提請莫斯科想象一下，五角大樓那些頭腦發熱的人要對他說什麼！要他去做些什麼！這沒有什麼難於理解的，是不是？他們會說我們在演習一場突然核攻擊，或許甚至會說就在進行這場攻擊！似乎在致力於實現和平共處方面我們還不如他們！這些疑神疑鬼的蠢貨，他們對已發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還感到氣憤。”

“你可以責備他們嗎，同志？”司機問道。他把這一切都記在心上，在進行著整理，分析，考慮向莫斯科總部作出單獨報告。

“他還說我們的艦隊再也沒有理由呆在他們的沿海了。”

“他是怎樣說的？是一項要求嗎？”

“他的措詞是溫和的，比我預料的溫和。這就引起我的關注了。我認為，他們是在計劃採取什麼行動。舞弄軍刀會發出響聲，抽出軍刀卻是不會發出響聲的。他要求對整個事件做出解釋。我能對他說什麼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猜想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而這位高階情報人員的確是知道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其本身就是難以置信的。海軍和軍事情報總局竟能允許發生這樣難以相信的大錯誤，這使他感到吃驚。卡修斯間諜提供的情況簡直荒唐之極。司機親自把卡修斯的情報轉交給了莫斯科。難道美國和蘇聯都可能是某個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項行動出了差錯，於是美國人要設法找出誰應當負責，以及是怎麼造成的，以便他們可以自己去做？這倒還說得通，但是其他的情況呢？路上交通擁擠，他皺起了眉頭。他從莫斯科總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他應當立即查清。他不相信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如果是，那中央情報局的掩蓋本事簡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蓋這樣一個複雜的行動有可能嗎？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同事們將要幹上幾個星期，去查實有沒有掩蓋情事，去搞清在蘭利和事件現場都有些什麼傳說，與此同時，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機構也都要採取同一行動。如果中央情報局打入北方艦隊的最高司令部，他會發現的。對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報局已經這樣做了。軍事情報總局要對這場災難負責；幾年前，軍事情報總局從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撈到了好處，而現在它可要丟面子了。如果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壓軍事情報總局和軍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總部能對這樁事件進行自己的獨立調查。不管調查中發現了什麼，克格勃都會先聲奪人，把軍隊壓下去。克格勃用這種或那種辦法總會發現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如果發現的結果對其對手造成損害，那就更好……

蘇聯大使走出去以後，門就關上了，佩爾特博士開啟橢圓形辦公室的一扇旁門，穆爾法官走了進來。

“總統先生，我得象這樣躲在密室裡幹事已經有一陣子了吧。”

“你真指望這能有效果嗎？”佩爾特問。

“是的，我現在就這樣指望。”穆爾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這是否有點懸，法官？”佩爾特問道，“我是說，進行一次這樣複雜的行動？”

“妙就妙在這兒，博士，事情並不需要我們去幹。蘇聯人將會替我們幹。噢，當然羅，我們要有不少人在東歐到處提出許多問題探聽訊息，巴茲爾爵士的人也會這樣做的。法國人和以色列人已經在這樣做了，因為我們已經問過他們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導彈潛艇發生了什麼事情。克格勃也會很快就發現和懷疑為什麼四個主要西方情報機構都在瞭解同一個問題——他們心想，如果這是我們的行動，這些情報機構就會保持緘默態度的。

“你得了解蘇聯人面臨的困境，他們必須在兩種同樣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選擇。一方面，他們可以認為，他們最受信任的一名專業軍官犯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叛國罪。你已經看過我們有關拉米烏斯艇長的檔案。他是共產黨的寵兒，一個真正的新型蘇維埃人。此外，這種叛逃陰謀必然還有若干同樣受信任的軍官參與。蘇聯人有種固定的想法，總認為這種人怎麼也不會離開‘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們又拼命設法阻止人們離開他們的國家，我承認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實。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員或一名克格勃間諜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員的兒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無可挑剔的軍官，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說，一個艇長有許多特權，你可以把這種叛逃比作一個自我奮鬥而發跡的百萬富翁離開紐約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們怎麼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們可以相信我們透過亨德森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也並不高明，但卻有大量旁證使之成立，尤其是我們曾努力誘使他們水兵叛逃的事實。你已目睹了他們對此是多麼惱火。他們認為，這是對文明行為準則的粗暴踐踏。後來我們發現這是艘導彈潛艇，總統作了有力的反應。這也是對亨德森情報的有利證據。”

“那麼他們會傾向哪一方呢？”總統問。

“先生，這個問題是個心理學問題，而蘇聯的心理學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難懂。要麼是十個人集體背叛，要麼是外界策劃的密謀，在這兩者之間要作出選擇，我的看法是，他們會選擇後者。要他們相信這真是一場叛逃行動，那簡直就是迫使他們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誰願意幹那種事？”穆爾得意地作了個手勢。“選擇後者意味著他們的安全受到了外來者的破壞，而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統治思想存有內在矛盾要好聽一些。此外，我們還知道克格勃將主持這次調查。”

“這是為什麼？”佩爾特問道。他被法官的計劃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軍軍事行動的安全受到滲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軍事情報總局都要負責。海軍和陸軍的安全是他們的管轄範圍。由於克格勃在我們的朋友安德羅波夫離開人世以後所受到的損害，情況就更是如此。蘇聯人不能有一個自己調查自己的組織——更不能在情報界內這樣做！所以，克格勃伺機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對頭。從克格勃的角度來看，外部的煽動是遠為吸引人的選擇：這有利於克格勃展開一場更大的行動。如果他們證實了亨德森所說的一切並使每個人相信那是真的——當然他們是會那樣做的——那麼由於是他們揭露了事實，這豈不會使他們神氣得多！”

“他們會去證實那些情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