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雅加達

雅加達西區警察局拘留中心

C審訊室

凱特往後翹著椅子，考慮著自己要做何選擇。她大概只能告訴調查員這個試驗專案開始時的情況。即便他不相信，她也得讓這些被記錄在案，他們控告她的時候有用。“停一下。”她說。

那男人在門口停了下來。

凱特讓椅子腿落地，把她的胳膊放在桌子上，“我的試驗專案收養這些孩子是有很正當的理由的。有些東西你必須明白，當我到雅加達來的時候，我本打算用美國在此的辦事方式來進行試驗。這是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我們失敗了——然後我們改變了我們的做事方法。”

那個小個子男人從門口轉了回來，坐下，聽著凱特描述她是怎麼花了幾個星期準備僱用病人的。

凱特的團隊原本透過一個合同研究組織（CRO）來執行他們的試驗專案，就跟他們在美國做的一樣。在美國，製藥公司專注於開發新的藥物或者療法，當他們發現某些有潛力的專案時，他們通常就把試驗專案的管理工作外包給CRO們。CRO們會去找到對試驗專案感興趣的診所。診所或者是站點之後會讓病人們登記參加試驗，使用新療法、新藥物，然後定期檢測他們是否出現健康問題——是否有不良反應。CRO對專案中的每個站點保持密切監視，向贊助商研究機構報告結果，後者再向FDA 22或者是世界其他國家的管理部門提交報告。最終的目標是試驗出具有想要的治療效果、又沒有任何負面作用或者不良反應的結果。這是條漫漫長路，實驗室裡的新藥只有不到1%最後能出現在藥店裡的貨架上。

只有一個問題：雅加達，說大點，整個印度尼西亞，都沒有自閉症診所，只有寥寥可數的幾處專家門診關心發育紊亂。這些診所對臨床研究缺乏經驗——這對病人來說是很危險的狀況。印度尼西亞的醫藥產業非常弱小，這主要是因為市場太小了23，所以很少有醫生曾接觸過藥物研發過程。

那家CRO最後採用了新方法：直接去跟患兒的父母簽約，自己運營一家診所實施治療。凱特和試驗專案的首席研究員——約翰·赫爾姆斯醫生一起跟CRO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想找出別的選擇，但沒有成功。凱特力勸赫爾姆斯醫生推行這個方案，最終他同意了。

他們列了一張名單，羅列了雅加達周圍100英里範圍內有自閉症患兒的家庭。凱特在城裡一家最好的賓館訂了一間禮堂，邀請名單上的家庭出席。

接連幾天她都在寫專案宣傳冊，重寫，再修訂。最後，本衝進她的辦公室，告訴她如果她再拖延下去，他只好退出專案了。凱特讓步了，專案宣傳冊被送到道德委員會，然後送到印刷廠，而他們開始為活動做準備。

那天終於到來的時候，她站在門口，準備歡迎每個到來的家庭。她希望她的手能停止出汗。每隔一兩分鐘，她就得在褲子上擦擦汗水。第一印象最重要。自信，信任他人，專業。

她等待著。他們的宣傳冊夠多嗎？他們手頭有1000本，儘管他們發出的邀請函只有600份，可父母雙方可能都要來出席。別的家庭可能也會來——在印度尼西亞，沒有對患病家庭進行可靠的登記，也沒有可靠的資料庫。他們該怎麼應對？她讓本去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使用賓館的影印機：在她講話的時候他可以準備好宣傳品的影印件。

預定開始時間過了15分鐘了，有兩個母親首先到來。凱特再次擦乾她的手，大力握手。她說話的嗓門有點太大了，“你們能來真是太好了——謝謝光臨——不，就是這兒——隨便坐，我們隨時可能開始……”

預定開始時間之後30分鐘過去了。

預定開始時間過了1個小時。

她把來了的6位母親聚在一起，聊了一會兒。“我不知道怎麼了——你們是哪天接到邀請的？——不，我們還請了其他人——我想肯定是郵政系統出了問題……”

最後，凱特把這6個出席者帶到了賓館裡的一間小會議室裡，好讓大家都不那麼尷尬。她做了一個簡短的介紹，然後每個母親都找藉口溜走了，說是她們要去接孩子啊，回去工作啊，等等。

賓館樓下的酒吧裡，赫爾姆斯醫生已經喝成了只醉貓。凱特過去坐在他身邊，隨即這個頭髮花白的男人就側過身子靠近她說：“我早告訴你這行不通了吧。我們在這個城市裡永遠都僱不到人的，凱特。為什麼——嘿嗬，酒保，哈，這兒，給我再來一杯，呣，一樣的，好人啊——我說到哪兒了？啊，是的，我們得打點行裝了，快點。牛津大學給了我一份錄用函。上帝啊，我好想念牛津啊，這兒可真他媽的太潮溼了，每時每刻都感覺像在洗桑拿。可我得承認，我在這兒做出了生平最好的成績。說起來……”他又靠近了些，“我不想說出那個詞，說出來也許就不靈了。可……諾貝爾獎。我聽說啊，我被提名了——今年會是我的幸運年，凱特。我等不及要忘掉這次慘敗了。我什麼時候才能學乖點呢？我覺得只要遇到有正當理由的事情，我就變成了軟心腸。”

凱特真想指出軟心腸的他可是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協議——他的薪水是她的三倍，任何出版物或者專利上他的名字都在第一位，儘管整個研究事實上都建立在她博士後研究工作的基礎上——但她收住了自己的舌頭，喝完了杯中的莎當妮酒24。

那天晚上她給馬丁打了個電話：“我做不……”

“打住，別再說下去了，凱特。只要你下定決心，你什麼都做得到的，你一直都可以的。在印度尼西亞有兩億人，這個小小的世界裡有大約70億人。大約有0.5%的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自閉症——這就是3500萬人——跟得克薩斯州的人口一樣多。你才給600個家庭發去了信件。別放棄，我不允許。我明早會給伊麻裡研究院裡管贊助的頭打個電話，他們會繼續資助你的——不管那個老混蛋約翰·赫爾姆斯在不在研究專案裡。”

這個電話讓凱特想起了那個她從舊金山給他打電話的晚上。那時候他向她承諾，雅加達對於她重新出發，繼續她的研究會是個很合適的地方。也許他終究是對的。

第二天早上，她走進實驗室，告訴本去訂製更多的專案宣傳冊，還要去找些翻譯來。他們要到農村去，他們要廣撒網——也不會再坐等那些家庭上門來。她炒掉了CRO，她無視了赫爾姆斯醫生的抗議。

兩週以後，他們往3輛卡車上裝上了4個研究員、8個翻譯，還有一箱一箱的專案宣傳冊，上面印著5種文字：印尼馬來文25、爪哇文、巽他文、馬都拉文，還有巴達維文26。選擇哪幾種文字讓凱特煞費苦心：在印度尼西亞有超過700種不同的語言在被使用，但最終她還是選擇了在雅加達和爪哇島最常用的5種。儘管有些滑稽，但她可不想讓她的自閉症療法專案因為交流問題而失敗。

結果和在雅加達市中心賓館裡的那次一樣，她的準備完全徒勞無功。一進入第一個村子，凱特和她的團隊就大吃一驚：那兒沒有自閉症患兒。村民們對宣傳冊毫無興趣。翻譯們告訴她，這兒沒人曾看到過哪個孩子有這些問題。

這完全不合邏輯。在每個村子裡面至少也該有兩個到三個可以請去參加試驗的物件，還可能更多。

在下一個村子裡的時候，凱特注意到有個年紀比較大的男翻譯，當其他的翻譯和團隊成員們去挨家挨戶探訪的時候，他靠在車廂邊上。

“嘿，你為什麼不去工作？”凱特問。

那個男人聳聳肩：“因為做不做都一樣。”

“該死的，才不一樣呢。你最好現在就——”

那個男人抬起手來：“我無意冒犯您，女士。我只想說，你們問的問題不對，問的人也不對。”

凱特打量著他：“是嗎？如果是你會去問誰？你會問什麼？”

男人從車旁一躍而起，對凱特打了個手勢，示意她跟上。他一路朝村子深處走去，跳過了那些看著比較好的屋子。在村子邊上，他第一次敲響了一戶人家的大門。一個矮個子婦女出來回應的時候，他用急促的語調飛快地說話，時不時朝著凱特指指。這場景讓她十分尷尬。她有些難為情地把白大褂的翻領拉上來。她不嫌麻煩地穿好全套行頭，完完全全把做出一副可信的、冷靜的外表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她早該想到她在村民們看來是什麼樣子了：他們穿著的衣服大多是他們用從血汗工廠裡拿回家的邊角料自己做的，要不就是已經破爛不堪的舊衣服。

凱特發現那個女人離開了，便走上前去想向那個翻譯發問，但他舉起一隻手阻止了她。那個婦女回到門口，推著三個小孩，站到他們倆面前。孩子們盯著自己的腳尖，沉默地站著，猶如雕像。翻譯從一個孩子走向另一個，上下打量著他們。凱特移動了一下重心，開始揣測他下面要怎麼辦。這些孩子是健康的，沒有任何哪怕最輕微的自閉症症狀。翻譯在最後一個孩子面前彎下腰，又喊起話來。那個母親飛快地說著什麼，但他對她大喊大叫，然後她陷入了沉默。那個孩子緊張地說了三個詞。翻譯又說了些什麼，然後那個孩子重複了一遍。凱特懷疑，那是不是誰的名字，或者是地名？

翻譯站起身來，又開始指著那個女人叫喊。她猛力搖頭，反覆地說著一句話。被翻譯糾纏了幾分鐘之後，她低下了頭，語調也變低了，她朝另一間窩棚指了一下。那個翻譯的語氣頭一次變得溫和了些，看樣子他的話讓那個女人輕鬆了些。她把那些孩子趕回了屋裡，飛快地關上門，差點把最後一個孩子夾成兩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