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 “禿鷲撲扇著翅膀，飛過墨西哥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廣場，沉重地落在瓦楞鐵房頂上……布萊頓的燈火熄滅了，留下皇宮碼頭上棧橋的漆黑支架和橋下幽暗的流水……西貢的穿著黑褲子的滿臉皺紋的老太婆蹲在便所外面臺階上面聊天……弗里敦[84]郊外的紅土路在日落時變成粉紅色，轉眼就被夜色吞噬了[85]。”這是英國當代文學大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創造的被文學評論家稱之為“格林國土”（Greenland）的一塊奇異的土地。上一世紀60年代初我偶然闖進這一奇妙的國度裡，就一直在其中倘佯遊蕩，很難再走出來。 1981年有幸去倫敦會見了這位我景仰已久、時年七十八歲的作家格林。在同我談話時他問我：“中國人喜歡不喜歡看描寫‘異國情調’的作品？”當時我不能作出明確的回答，我只能告訴他我個人是喜歡蠻荒探險一類書籍的。是的，我迷戀于格林書中展示的異國風光——非洲原始雨林，拉美某個國家的小鎮，土著人奇異的衣著、頭飾和地處森林深處的一座麻風病院……但是更加打動我的是這位作家用沉重筆墨展現給讀者的精神世界——痛苦煎熬著的靈魂，善與惡、靈與肉的較量。在他眼中，邪惡在現實生活中常常過於強大。“惡在人間暢通無阻，而善卻不能再在世間漫步。”這是格林自己承認的他的作品的基調。但是對一位一生寫了近三十部小說、五本短集篇、七個劇本以及大量論文隨筆的多產作家——主題不同，背景各異，且各個時期風格也變化不定——我們是無法用概括的言辭給他的作品定調的。可以指出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在創作態度上始終站在弱小者一邊，始終同情受壓迫、受凌辱的社會下層人民。他主持正義，不能容忍專制、暴政和社會的不公正；雖然皈依了天主教，卻不受教義約束，而且時常向教會挑戰。1948年，在同另外兩位英國作家的通訊中，格林承認，為了忠於自己的想象，常常陷入某種程度“不忠於”教會的境地。正是因為他要根據自己的良知，“根據自己的觀察來反映真實”，他才得罪了羅馬教廷，受到譴責。在美國麥卡錫主義猖獗的年代裡，他還因為“左傾”思想被拒簽入境。在一本涉及西班牙內戰的小說中，他站在國際縱隊一邊；在以哈瓦那為背景的書中，他反對巴蒂斯塔獨裁專政，明顯地對革命派表示同情。他寫的幾部“政治小說”也無一不流露出“左傾”思想。格林雖然從來沒有宣傳社會主義，但並不把宗教信仰看作濟世良方。至於究竟是什麼才能使世人免於邪惡之災，什麼才能拯救現代社會，消除壓迫和不公正，這位智者並未給予讀者明確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寫出來，叫讀者自己思索，尋找出路。他所做的只是運用藝術手法叫人們看到人類社會眾多無法容忍的醜惡現象，揭示人的內心世界，叫人瞭解自己正在迷宮中徘徊，惶惑無主。我想，正是他的作品的這種啟迪作用才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吧！ 但我只是一個疙疙瘩瘩的翻譯匠，沒有能力評論一個作家，特別是像格林這樣一位世界觀複雜的作家。我把自己喜愛的、受到感動的作品譯出來，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樣能在文壇的荒原上（特別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國那一嚴峻時代）看到路邊一叢叢綠草，駐足休息，環顧一下四周，再繼續趕路。在這篇文稿裡，我要做的也只是簡單說一說我如何發現“格林國土”，格林的一本書如何引起我的共鳴，叫我閱讀以後，決心等待時機把它譯成中文，與讀者共享。敘述這件事還要從上世紀60年代說起。 自從我走上工作崗位以後（1950年），因為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本職工作（教學），更因為條件的方便（高等院校），時間略比一般人富餘一些，就以一個小兵身份擠進了文學翻譯的隊伍。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文學除了莎士比亞、狄更斯等少數經典作家外（這些大作家的作品早已為專家們介紹了），現當代文學是一個禁區。偶然有幾本書要介紹，我也無緣插足。將近十年，我翻譯的一直是德國文學和譯成德文的東歐一些國家的作品。但就是在這個時期，我意外地找到了精神避難所，叫我度過一段難忍難捱的日子。我所在的學校從英國聘請來一位年輕外教，為教師進修英語。這位名叫威爾金遜的英國人帶來了上百本“企鵝叢書”，絕大部分都是英國現當代文學。這些書存在資料室由我登記上架，供教師借閱。當然了，我還要負責看看書中有什麼“不妥”的內容。就這樣，我一頭鑽進英國現當代文學裡。弗吉尼亞·伍爾夫、E.M.福斯特、多麗絲·萊辛、約翰·韋恩、薩默塞特·毛姆……許許多多過去我只聞其名或者連名字也沒聽說過的文學家各自把他們的傑作呈現在我面前。什麼意識流啊，荒誕派啊，黑色幽默啊……像一道道珍饈奇饌供我品嚐。在這些書中我找到一小片寧靜的天地，正像在風暴裡有一個平靜的中心一樣（這是格雷厄姆·格林使用的一個比喻）。是的，我就是在這樣嚴峻的日子裡邂逅了這位英國大作家，踏上他筆下光怪陸離的土地的。威爾金遜帶來的一批書裡面格林作品大概有五六本，除了我日後翻譯的《命運的核心》外，還有兩本作者自稱的“消閒作品”（Entertainment），其中一本《一支出賣的槍》後來也由我譯出，收在我主編的《外國現代驚險小說集》裡。從表面上看，《命運的核心》只是一個情節並不複雜的愛情故事。二戰期間，英帝國在非洲西海岸獅子山首都弗里敦的警察署副專員斯考比是個正直虔誠的天主教徒。為了滿足妻子的虛榮心，斯考比違心向一個敘利亞商人借貸了一筆款項，送妻子去南非度假。從此斯考比就落入這個奸商掌心，受盡威脅利誘，一步步走向墜落。斯考比對妻子的愛出於對她的憐憫。“憐憫像是他心頭上一塊潰瘍，他永遠也不能把它去掉。”同樣是出於憐憫，在妻子去了南非以後，他對一個在海上沉船後漂流了四十天、從九死一生中逃出來的年輕女子產生了愛情，使自己更深地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卑鄙、惡毒、勢利”的環境氣氛，對兩個他同樣憐憫著的婦女的不能推卸的責任，知道自己的僕人被人殺害卻未加阻攔，沉重的犯罪感……最終把他逼上絕路，只能以自殺了結生命。按照天主教教義，自殺意味著甘願進入地獄。讀者儘可以不同意一個天主教作家為小說結局覆蓋的這樣一層宗教色彩，但不能不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悲憫，對現實的嚴酷無情感到悲憤。我的處境與生活自然同西非一名警察專員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我卻做著同樣的噩夢。生活中到處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謹慎，遲早仍舊要跌進去。一個迷失前途的人閱讀一個身處絕境的人的心路歷程，他的感觸多麼深是不言而喻的。儘管他不同意那種解脫方式，他卻能體會到那人的痛苦和走投無路的感覺。 把《命運的核心》一字一句譯了出來，獻給讀者，除了對我自己是個小小的紀念外，也還是懷著一個微小的希望。如果有人受到生活煎熬，他應該知道世上正在經受折磨的人絕不止他一個。格雷厄姆·格林看到的陰暗面是否太多了？也許是的（至少在他的一部分作品裡如此）。然而在我們所處的社會里，危機還少嗎？經濟危機、社會危機、軍事衝突、文化衝突、環境汙染……且不談道德和精神在這樣一種危機四伏的形勢下橫遭褻瀆和閹割，人類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危機感、不安全感，大概總比沾沾自喜地活在“愚人的天堂”（fool's paradise）裡更明智些吧！ 1968年，我再次把《命運的核心》開啟，這已是我第X遍翻讀這本小說了。故事早已爛熟，我現在專心研讀作者的語言，同我過去翻譯的充滿框架結構的沉重德語不同，格林的語言簡練、精確、樸實無華卻又很有分量，不少詞句讀起來像是一記記重錘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敘述中流露出詼諧和機智。我驚異大師的文筆，也驚異他細緻入微的心理剖析。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斯考比把妻子送上開往南非的輪船以後他的思想活動。“……現在，突然間，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關頭。他好像是一個囚犯，在受審的時候總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過是個夢境，判刑也好，用卡車載赴刑場也好，都不是真實的。而突然間，他站到這裡了，背後是一道沒有門窗的大牆，一切都成為真實的了……”這不正是我自己的感受嗎？我想到另一處作者寫的兩句話：斯考比“望著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辦公室，好像望著白白浪費掉的十五年生命”。我們有誰不曾有過這種思想：望著一件事物，突然想到自己白白浪費掉的常常不止十五年的生命？ 再次閱讀格林，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語言文字上。已經當了十餘年翻譯匠，出於老習慣，常常不自覺地把作者的極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嘗試用漢語重現，思索、默唸，甚至把隻言片語寫在一個練習本上。從幹校回來，偶然讀到的英國文學專家王佐良先生的一篇論文——《論現代英語的簡練》，其中多處引證了格林的比喻闡述現代英國文學的修辭手段。我發現這些摘引全部出自《命運的核心》一書，正是我在那段時期默默記讀的。 《命運的核心》我於1979年譯出。外國文學出版社老翻譯家孫繩武先生支援我翻譯這本書，他認為這是格林寫的一系列討論宗教問題小說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創作思想和世界觀，在藝術上有獨到之處。我的譯文脫稿後，首先請他過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翻譯一本有分量的英文書，且由於作者的獨特風格，有不少地方我擔心處理不當。孫繩武先生仔細審閱了部分譯稿，勾畫出值得商榷的語句，他的意見雖然是針對個別詞語提出的，但涉及直譯與意譯，忠實於原文與譯文通達等翻譯原則問題，使我受益良多。《命運的核心》於1980年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印行。1988年譯林出版社取得版權，再版發行。 1986年我去英國執教，次年第二次會見了格林。當時我有一個“宏偉”計劃，想在國內出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格林慨然應諾為文集作序，並提出他心目中的入選篇目。可惜這次我在國外滯留太久（1987—1988年又赴德國任教），1988年年底回來，第二年春夏之交適逢國內一段不平靜的日子。出版文集的事自然也被擱淺了。格雷厄姆·格林是在1991年4月去世的，我未能實踐對他的諾言，至今感到歉疚。從1999年春天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時間，斷斷續續譯完了格林另一本宗教小說《權力與榮耀》。這一年我已虛度七十八歲，屈指算來，正是1981年我初次會見格林這位大師時他的年紀[86]，為了回報他的情義，為了回報這位國際知名作家對一箇中國譯者的熱忱和允諾，就讓我把《權力與榮耀》的中文譯本獻給他在天之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