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他們站在彭德區專員單層住房的陽臺上，隔著寬闊的、似乎靜止不動的河水，瞭望著對面岸上搖曳的火把。“那邊就是法國呀。”德魯斯按照當地的叫法說。 貝羅特太太說：“戰前我們總是到法國去野餐。” 貝羅特從房子裡走出來，一隻手端著一杯酒。他生著羅圈腿，防蚊靴像馬靴似的套在褲腿上面，看起來彷彿剛剛騎過馬一樣。“這是你的，斯考比。”他說，“你當然知道，我很難把法國人當作敵人。我們這一姓人是隨著胡格諾派教徒[47]從法國過來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貝羅特的一張瘦削的黃臉好像受了傷似的被鼻子從中分成兩半，這張臉在任何時候總是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絲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貝羅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個生活信條——凡是對他聲譽地位有所懷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搶白，遇到機會，他還會著實給人一點兒顏色看——他無時無刻不在向人顯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說：“如果他們真的投到德國人那邊去，我想這個地方免不了是他們進攻的一個目標。” “我難道就不知道？”貝羅特說，“我在1939年就到這裡來了。咱們政府眼光很遠，早就料到可能發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準備，你知道。唉，醫生到哪兒去了？” “大概是檢查病床去了，最後再去看一眼準備得怎麼樣。”貝羅特太太說，“你太太已經平安到達目的地，你真應該感謝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對岸的那些可憐蟲，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來都叫人心驚膽戰。” “哪次出事都是在達喀爾到巴西這條倒黴的狹窄的海道上。”貝羅特說。 醫生面色陰鬱地從房子裡走到外面陽臺上。 河對岸這時又變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滅了。平房下面的碼頭上，燈火照亮了一塊幾英尺方圓的幽暗的河水。一塊木頭從黑暗處漂浮出來，緩緩地流過燈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數了二十下，木頭才又隱沒在黑暗裡。 “法國佬這回辦事還過得去。”德魯斯一邊憂傷地說，一邊從酒杯裡撿出一隻蚊子。 “他們送來的都是些婦女、老人和沒有幾天好活的人，”醫生扯著鬍鬚說，“這一點再辦不到就更不像話了。” 突然間，河對岸又響起了一陣嗡嗡聲，好像一下子出現了成群的飛蟲。這裡，那裡，一簇簇的火把像螢火蟲似的閃爍起來。斯考比把望遠鏡舉到眼睛上，看到一張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閃現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隻白色的手臂，一個軍官的後臂。“我想人已經到了。”他說。沿著河岸，一長排燈火搖曳閃爍。“好了，”貝羅特太太說，“咱們還是進去吧。”蚊子一分鐘也不停地在耳邊轟鳴，發出縫紉機般的聲音。德魯斯叫了一聲，啪地在手上擊了一掌。 “進來吧，”貝羅特太太說，“這個地方的蚊子都是瘧蚊。”起居間的窗戶安著防蚊的紗罩，室內的空氣因為憋著一場大雨顯得格外悶濁。 “擔架會在早晨六點送過河來，”醫生說，“我想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經做好了，貝羅特。一個病人害的是黑水熱，另外還有幾個害熱病的，大多數都是精力枯竭——這是最危險的病症。咱們大多數人最後都是為這個送了命。” “那些走得動路的交給斯考比和我，”德魯斯說，“到時候你得告訴我們，醫生，他們經受得住多少盤問。貝羅特，你的警察得看著點兒那些擔架夫，叫他們事後都從原路回去。” “當然了。”貝羅特說，“咱們現在沒有什麼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貝羅特扭動了一下收音機的轉鈕，克拉珀姆[48]的奧芬劇院的管風琴聲立刻從三千英里外飄送過來。河對岸，擔架夫的吆喝聲時起時落。有人敲了敲陽臺的門。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動了一下身體。烏利澤牌管風琴一會兒低聲嗚咽，一會兒隆隆轟鳴。陽臺門開了，走進來的是威爾遜。 “你好，威爾遜，”德魯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這兒。” “威爾遜先生到這裡來檢查非洲聯合公司的商號。”貝羅特太太替威爾遜解釋說，“我想你在商號的客房休息得還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爾遜說，“怎麼，斯考比少校，沒有想到在這兒會遇見你。” “我不知道你怎麼會沒想到，”貝羅特說，“我告訴過你他要到這兒來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絲對他講過一句關於威爾遜的話——人有些虛假，她這樣評論過他。他向威爾遜望過去，看到由於貝羅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臉上泛起的一層紅暈還沒有褪淨，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皺紋，說明他畢竟不是一個年輕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麼訊息嗎，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達了。” “我很高興，我非常高興。” “來，咱們談談。”貝羅特說，“你們那個大地方有什麼熱鬧事啊？”“大地方”這個詞帶著一股譏誚的味道——貝羅特一想到有這麼一個地方，那裡人人都自以為了不起，而他待在這裡卻沒有誰認為他了不起，氣就不打一處來。就像胡格諾教徒心目中的羅馬城一樣，貝羅特幻想了一幅淫亂、墮落、腐化的畫面。“我們這些住在叢林裡的人，”他憤憤不平地說，“生活是非常平靜的。”斯考比很替貝羅特太太難過，這些話她一定已經聽過無數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記他向她求愛的那段日子，那時，他無論說什麼，她沒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緊緊靠著收音機坐著，音樂聲音放得很低，她在傾聽，也許假裝在傾聽一支古老的維也納旋律。她的嘴巴緊閉著，竭力不去理會她丈夫嘴裡整天絮叨的這些臺詞。“喂，斯考比，咱們那些首長在城裡幹什麼呢？” “噢，”斯考比心懷憐憫地望著貝羅特太太含糊其詞地說，“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人們都忙著打仗的事……” “啊，不錯，”貝羅特說，“市政廳的人都忙著翻閱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寧願看見他們在這裡種稻子，那時候他們就知道什麼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聳人聽聞的事，”威爾遜說，“就是鸚鵡案件了。你說是嗎，先生？” “塔利特的那隻鸚鵡？”斯考比問。 “或者照塔利特的說法，尤塞夫的鸚鵡。”威爾遜說，“對不對，先生？還是我聽錯了？” “我想我們永遠也弄不清楚誰對誰錯。”斯考比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在這裡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們那個大地方都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想的只是法國人。” “是這樣的。大約三個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輪船到里斯本去。我們檢查了他的行李，沒有發現什麼；但是我聽到有謠言說，有的時候鑽石藏在鸚鵡的嗉囊裡偷運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帶的一隻鸚鵡扣下了。果不其然，在這隻鸚鵡裡藏著價值大約一百鎊的工業鑽石。輪船還沒有起航，所以我們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來。看起來這個案件算是人贓俱獲了。” “可是沒有吧？” “敘利亞人從來也不會栽跟頭。”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傭人一口咬定，這隻鸚鵡不是他主人的——當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說不是他的。他們說，有一個小孩用另一隻鸚鵡調換了塔利特原來的那一隻，給他栽贓。” “小孩幹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醫生說。 “當然了。麻煩的是，這個小孩不見了。當然，這有兩種解釋——也許是尤塞夫給了他錢，他躲起來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給了他錢，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頭上。” “要是在這裡，”貝羅特說，“我就把他們兩個人都關進監獄裡。” “在我們那裡，”斯考比說，“我們得考慮法律。” 貝羅特太太扭動了一下收音機，一個聲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聲：“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覺了，”醫生說，“明天一天夠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床上蚊帳裡，開啟了日記。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每天晚上臨睡以前，總要把當天的事情記下來——一筆簡單不過的流水賬。如果有人同他爭論一個日期，他就可以查對一下；如果他想知道某一年雨季是從哪天開始的，上上屆市政建設廳主任是什麼時候調往東非的，日記裡都有據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隻鐵箱，鐵箱裡放著許多本日記，他要查的事肯定記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對事實外，他從來不翻看這些日記——特別是其中的一本，他用無法再簡的字句寫著：“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釋不清，為什麼要把這些日記儲存起來。可以肯定，他留著這些日記不是為了給後人看。即便後代人對一個落後的殖民地的默默無聞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興趣，他們從這些暗碼似的記載中也不會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記日記的起因也許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當時他還在預備學校讀書，因為整個暑假記日記沒有間斷，所以得了獎——一本《阿倫·奎特梅因》[50]。從此以後，這個習慣就養成了，甚至記載的方式也沒有什麼改變。早餐香腸。天氣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馬術課。中午吃雞肉和蜜糖捲餅。幾乎連他自己也沒有覺察，這種記載已經變成：露易絲起程。Y晚間來訪。凌晨二時第一次颱風。他的筆無力表現一件事的重要意義，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後肯再翻閱一次的話，可以發現在倒數第二項記載中哀憐已經把他的誠實打穿了一個大洞。他寫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這一天的日記上寫道：五月五日。來彭德接43號輪船（為了保密他用的是輪船的代號）生還旅客。同行者德魯斯。猶豫了一會他又加上了一句：威爾遜亦在。他把日記本合上，仰面躺在床上開始祈禱。這也是他的一個習慣。他背了《天主經》和《聖母經》，然後他又做了懺悔，這時候他的眼皮已經睜不開了。這只不過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會犯嚴重的罪，而是因為他一向認為，這樣也罷，那樣也罷，他的生活本身就是無足輕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姦，甚至從來不說謊話，但是他從來不認為自己不犯這些罪就是美德。有時他也思考這些問題，他這時總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違犯嚴重的軍事紀律。“昨天我只為了一點點兒小事就沒去參加彌撒。晚祈禱也漏掉了。”這也就同一個士兵承認自己沒盡到職責——該去參加雜役卻逃避了一樣。“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還沒來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經進入夢鄉了。

<h4>二</h4>   第二天清晨，他們站在碼頭上。曙色未明，東方天際上掛著幾條淡淡的雲彩。村莊裡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銀輝裡。凌晨兩點刮過一陣颱風，烏雲像旋轉著的柱子一樣從海岸疾馳過來。暴雨初停，至今空氣還寒意襲人。他們翻起外衣的領子站在那裡，望著對面法屬地河岸。貝羅特太太沿著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過來，她兩眼睡意矇矓，一邊走一邊揉著眼皮。從河對岸隱約傳來一隻山羊的咩咩叫聲。“他們晚了嗎？”貝羅特太太問。 “沒晚，我們來早了。”斯考比的望遠鏡一直瞄準了河對岸，他說，“他們已經動起來了。” “那些可憐的人。”貝羅特太太說著在早晨寒冷的空氣中打了個寒戰。 “他們活過來了。”醫生說。 “是的。” “從我這個行業看，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經過這種事故，神經還能復原嗎？風吹雨打地在小船上過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過來，”醫生說，“就可以說是復原了。人們逃不過的是失敗，而這次應該看作是成功。” “他們正從小房子裡往外抬人，”斯考比說，“我想我一共數了六副擔架。現在正在往岸邊拖渡船呢。” “我們接到的通知是準備接九個臥擔架的重病號和四個能行動的輕病號，”醫生說，“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數錯了。他們現在正往河岸抬。我看應該是七副擔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夠行動的。” 寒冷、朦朧的光線無力驅散晨靄，黎明時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還要寬闊。一隻土著人乘坐的獨木舟黑乎乎地從霧中顯現出來，載著的可能是那些還能自己行動的遇險人員；轉眼間，這隻船已經迫近他們眼前了。在河的另一邊，一艘汽艇的馬達大概出了毛病，站在這邊岸上可以聽到一陣陣不規則的噼噼啪啪的聲音，好像一隻野獸在喘氣。 第一個走到岸上來的人，一個能夠獨自行動的遇險者，是一個已經有了一把年紀的人，他一隻胳臂懸在吊帶裡。這個人頭上戴著一頂髒兮兮的白遮陽帽，肩上披著一塊土布，一隻沒有吊繃帶的手不斷地揪扯、搔弄著臉上的白鬍子茬。“我是洛德爾，輪機長。”他帶著濃重的蘇格蘭口音說。 “歡迎你回到家裡來，洛德爾先生。”斯考比說，“你能不能先到上邊房子裡去？醫生隨後就來。” “我不需要醫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會兒吧。我馬上就來。” “我要向負責的官員做個彙報。” “你帶他上去好不好，貝羅特？” “我是區專員，”貝羅特說，“你可以把經過情況向我彙報。” “那咱們還等什麼呢？”輪機長說，“輪船已經沉了快兩個月了。船長已經遇難了，擔子都落在我的肩上。”當他們往山坡上帶陽臺的平房走去的時候，這個人的蘇格蘭腔調好像轉動不息的發電機一樣仍然喋喋不休地傳到耳朵裡來：“我要對船主負責。” 另外三個人也上了岸。河對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噹噹的聲音仍然在持續著：刺耳的穿鑿聲，金屬的敲擊聲，馬達仍然緊一陣、慢一陣噼噼啪啪地響著。兩個剛剛上岸的人是這種事故的慣例的犧牲品：兩個人都已經有了一把年紀，樣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個姓弗爾勃斯，另一個姓紐瓦爾，人們很可能把他們當作兩兄弟。這兩個人都是地位卑微、對什麼事都逆來順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兇險他們也視若平常。一個人軋壞了腳，拄著一支柺杖；另一個用撕碎的襯衫布條裹著一隻手。他們站在碼頭上，沒有半點兒興奮或驚奇的樣子，倒彷彿是站在利物浦街頭等著酒館開門似的。跟在這兩個人後面走出獨木舟的是一個穿著防蚊靴、頭髮灰白、身體壯實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魯斯一邊查對名單，一邊問，“是不是羅爾特太太？” “我不是羅爾特太太。我是瑪爾坷特小姐。” “您到上邊的房子裡去好嗎？醫生……” “有比我嚴重得多的病人需要醫生照顧。” 貝羅特太太說：“也許你願意去躺一會兒。” “我最不願意躺著，”瑪爾坷特小姐說，“我一點兒也不累。”她每說一句話就緊閉一下嘴巴，“我不餓。我神經不緊張。我要繼續往前走。” “到哪兒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廳去。” “我恐怕你還要有不少耽擱。” “我在路上已經耽擱了兩個月了。我再也耽擱不起了。工作等著我呢。”突然間，她仰起頭來，像只小狗似的號叫起來。 醫生輕輕地挽著她的一隻胳臂說：“我們會盡一切力量讓你馬上到那邊去的。來，到房子裡去打個電話吧。” “當然了，”瑪爾坷特小姐說，“什麼事在電話上都能解決。” 醫生對斯考比說：“叫那兩個人跟我們一起上去吧。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問題。如果你想問他們什麼事，你可以儘管問。” 德魯斯說：“我帶他們走。你留在這裡，斯考比。汽艇也許會過來。我不會講法語。” 斯考比坐在碼頭的欄杆上，向河對岸望去。晨霧已經散開，對岸顯得更近了一些，他現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對岸的景物了——白顏色的棧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銅製物件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發亮，他還看到土著部隊戴的紅顏色的土耳其式軍帽。他想：在與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擔架抬過來的也可能是露易絲——也許我不是在等待著。有人在他身邊欄杆上坐下來，但是斯考比並沒有轉過頭來。 “你在想什麼，先生？” “我在想露易絲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這個，先生。” “為什麼你總叫我先生，威爾遜？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讓我覺得我已經是個老人了。” “對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絲叫你什麼？” “叫我威爾遜。我想她不喜歡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們已經把汽艇發動起來了。威爾遜，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醫生一下。” 一個穿著不太潔淨的白色軍服的法國軍官站在船首。一個士兵把一條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過來，繫到碼頭上。“日安[51]。”他說著敬了一個禮。 法國軍官給他還了一個禮：這個人乾枯瘦削，左眼皮總是抽搐著。他用英文說：“早上好。我把七個臥擔架的病號給你帶來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個。” “一個在路上死了，昨天夜裡又死了一個。一個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個死於——死於——我的英文不好，你們是說勞累嗎？” “衰竭。” “對了，衰竭。” “如果你允許我的工人上船，他們會把擔架抬下來的。”斯考比轉過身對擔架夫說：“手腳輕一些，儘量輕一些。”他這樣命令實際上是多餘的，就是白人護理人員抬送病人也不會像這些擔架夫這樣細心。“你上岸來活動一下好嗎？”斯考比問，“也許你願意到屋子裡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謝謝。我在這裡看著把事情辦完就成了。”法國軍官非常有禮貌，又很難令人接近，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的左眼皮卻一直不停地跳動，傳送出懷疑和痛苦的訊號。 “我有些英文報紙，如果你想看看的話。” “不用了，謝謝你。我讀英文很吃力。” “你說得很不錯。” “說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紙菸嗎？” “謝謝，我不抽。我不習慣美國菸草。” 第一副擔架已經抬到岸上來——被單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從病人的一張呆板的、毫無表情的臉上很難看出這人的年紀。醫生從小山上走下來，迎向擔架，領著他們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經在那邊準備好了。 “我從前常常到你們那邊去，”斯考比說，“同你們的警察局長一起打獵。一個很好的人，姓杜蘭——一個諾曼人。” “他已經不在這裡了。”軍官說。 “回國了？” “他在達喀爾的監獄裡。”法國軍官回答說。他像一個船頭雕飾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著。擔架緩緩地從斯考比身旁抬過去，走上小山。一個年紀最多不過十歲的男孩兒，臉燒得滾燙，一隻像幹樹枝似的細胳膊伸到毛毯外邊來。一個灰白頭髮蓬鬆、散亂的老婦人一路扭動著身體，嘴裡喃喃地叨唸個不停。一個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張焦黃的臉上翹著一個又紅又藍的大鼻子。擔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擔架夫的腳步像騾子一樣穩健。“布呂勒神父呢？”斯考比問，“他是個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這個地方待了二十年，沒有休過一次假，對不對？很難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沒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國軍官說。他回過頭來對手下一個士兵厲聲吹喝了一句什麼。斯考比看了看下一個擔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頭轉到一邊。這副擔架上躺著一個小女孩——最多也不過六歲。她正昏昏沉沉地睡著，金黃的頭髮因為汗水浸泡而纏結成一團，張著小嘴，嘴唇焦乾，龜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會兒她就渾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說。 “什麼太可怕了？” “像這樣的一個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沒有什麼關係了，反正她也活不長了。” 斯考比看著擔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們赤裸的腳板在地面上輕輕地拍打著。他想：這件事真需要布呂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釋得了。並不是說孩子要死的事——這是不需要解釋的。即使是異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寵兒常常是短命的，儘管異教徒可能把這個歸於其他原因。但是為什麼這個孩子竟活了下來，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經受風吹雨淋，這是個謎。這件事怎麼能用上帝的愛去解釋呢？ 但是他卻不能相信，上帝會這樣無情，不愛他的創造物。“她怎麼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覺問出聲來。 軍官面色陰鬱地說：“他們在救生艇上當然儘量照顧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讓給她喝。這樣做當然是愚蠢的，可是一個人不能事事都講邏輯，遇到這種事誰都會思索一下。”這倒像是對斯考比要求解釋的一個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簡直無法捉摸。他接著說：“這又是一個讓人氣惱的例子。” 這個人的一張臉因為乾枯瘦削幾乎可以說是醜陋的，包在顴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綻裂似的，只是因為看不到任何皺紋才能斷定是一張年輕的面孔。法國軍官說：“她剛剛結過婚——啟程以前。丈夫遇難了。根據護照，她才十九歲。她也許能活下去。你看，她還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個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邊，手指緊緊接著一個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結婚戒指鬆鬆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麼？” “郵票[52]。”法國軍官說，接著又惱恨地加了一句，“這場倒黴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她一定還在小學校唸書呢。” 她就是這樣躺在擔架上，緊閉著眼睛，手裡接著一本集郵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遠也忘不了這一情景。

<h4>三</h4> 這一天晚上，他們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緒都很低，連貝羅特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誇誇其談了。德魯斯說：“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貝羅特太太說：“你們需要的東西都搞到了嗎？”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個輪機長是個好樣兒的，他都在腦子裡準備好了，我的一支筆簡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馬上就暈倒了。支援著他的就是這個——‘咱的責任’。你們知道，這些人——這些還走得動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這兒。” 威爾遜說：“他們在海上沒有護航的嗎？” “他們出發的時候是編成一支船隊的，可是這艘輪船發動機出了故障——你們知道現在的航行規則，誰也不等瘸鴨子。他們落在大隊艦艇後面，落後了十二小時的航程。正在他們拼命想趕上的時候，船被水雷擊沉了。潛艇指揮官把潛艇浮上水面，給他們指示了方向。他說如果不是海上巡邏艇隊叫他歸隊，他會牽引這隻救生船一段路的。你們看，這種事不能怪任何一個人。”可“這種事”馬上浮現在斯考比的腦子裡——張著小嘴的孩子、捏著一本集郵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說：“我想醫生要是抽得開身，會到咱們這兒來一趟的。” 他心神不寧地走到室外陽臺上去，把身後的紗門仔細關好。一隻蚊子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邊飛來，蚊子沒有一分鐘停止轟鳴，只是在向面板飛落的時候，才發出像俯衝轟炸機般的低沉音響。臨時病房裡亮著燈，那裡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壓在斯考比的肩頭上。彷彿是，他卸掉了一個職責，只是為了再擔起另外的一個。這個職責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擔的，但是這並不能給他些許安慰，因為有時候他感到，認識到這一職責的只有他一個人。在“平原城市”裡，一個人也可能改變了上帝的旨意[53]。 醫生從臺階走上了陽臺。“你好，斯考比，”他語調低沉，拱縮著肩膀，“到外邊來透透氣？夜間這個地方對人的身體可不好。” “那些人怎麼樣了？”斯考比問。 “我想，救不過來的只有兩個。也許只有一個。” “那個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醫生的口氣顯得很突然。 “她清醒過來了嗎？” “一直沒有完全清醒過。有的時候要找爸爸，也許她還以為是在小艇上。他們在船上始終瞞著她——騙她說她的父母在另外一隻小船上。當然了，他們已經透過訊號聯絡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她會不會把你當成她的爸爸？” “不會，我有鬍子。” 斯考比又問：“小學教員怎麼樣了？” “瑪爾坷特小姐？她沒有什麼問題。我給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劑，讓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這個——還有就是趕快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你們警車裡有沒有她的地方？她最好離開這裡。” “只裝得下我和德魯斯，還有我們的傭人和行李。我們一回去馬上就派車來。幾個走得動路的人都好嗎？” “都還可以。” “那個男孩兒和那個老太太呢？” “那兩個人都能恢復過來。” “那個男孩兒是什麼人？” “他原來在英國上預備學校。父母在南非，認為他到南非去會安全一些。” 斯考比帶著些躊躇問道：“那個年輕女人呢？拿著集郵簿的那個？”他自己也不瞭解是怎麼回事，縈繞在他的腦子裡的是那本集郵簿，而不是她的臉，還有鬆鬆地套在手指上的訂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裝扮成的一個成年人。 “我不敢說，”醫生說，“如果她能熬過這一夜的話——也許——” “你太累了，是不是？進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這兒讓蚊子叮死。”醫生開啟了陽臺的門，一隻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腳步有些遲疑地順著醫生的來路走去，走下陽臺的階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鬆動的小石塊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動。他想到了佩倍爾頓。在這樣一個充滿了苦難的世界裡想要得到幸福，這是多麼荒謬的想法啊！他已經把自己的生活需求減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經收在抽屜裡，死者也已置於腦後；一條磨剃刀的皮帶、一副生鏽的手銬作為室內的裝飾品，只不過如此而已。但是他還生著眼睛，他想，也還有耳朵。指給我看一個幸福的人，我就會指給你自私、邪惡——或者是懵然無知。 走到招待所外邊，他又停住了腳步。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底細，室內的燈光會給人一種平和、寧靜的印象，正像在這樣一個萬里無雲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給人一種遙遠、安全和自由的感覺一樣。他不禁問自己：一個人會不會也對這些星球感到悲憫，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們稱之為問題的核心的時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說話的人是這裡的牧師的妻子，她像護士一樣穿著白衣服，灰白的頭髮從前額向腦後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風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來看一看嗎？”她有些不以為然地問。 “是的。”他說。他想不起該怎樣回答，他無法向鮑爾斯太太描述他坐臥不寧的心情，他腦海裡的驅之不去的畫面，以及他對自己的職責、對自己的悲憫的那種無能為力的可怕的感覺。 “進來吧。”鮑爾斯太太說。斯考比像個孩子似的順從地跟在她的後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間屋子，那些還有行動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間。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藥以後，睡得很香甜，好像剛做過有益健康的運動似的。第二間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復原的用擔架運來的病人。第三間屋子很小，只放著兩張床，由一個簾子分隔開，一邊是那個嘴唇乾裂的六歲的女孩兒，一邊是仰面昏睡的年輕女人，她手裡還攤著那本集郵簿。一個淺碟子裡燃著一盞油燈，在兩張床中間投下昏暗的陰影。“假如你想幫忙的話，”鮑爾斯太太說，“你就在這裡待一會兒，我要上藥房去一趟。” “藥房？” “原來廚子住的屋子。得儘量把地方利用起來呀。”斯考比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心裡感到一陣發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說：“我替你去不成嗎？” 鮑爾斯太太說：“別不通情理了。你會配藥嗎？我就去幾分鐘。如果看著這個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給斯考比時間的話，他就會想出一個藉口來，但是鮑爾斯太太話一出口，人已經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頹然坐下。當他向床上的孩子望去時，他彷彿看到她頭上擎著一塊領聖體時的白紗，但這只不過是映在枕頭上的燈光和他的頭腦耍的把戲。他用手把頭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時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過了這個場面，心裡就感謝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現在才知道，歸根結底，一個人還是無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須歷盡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為走運、另一天又由於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脫開，或遲或早你還會遇上第三次的。他對著手掌不出聲地祈禱著：“噢，上帝，在鮑爾斯太太回來以前，千萬別讓什麼事情發生吧。”他可以聽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勻的呼吸聲，好像她正扛著一件重物極其吃力地爬一個漫長的山坡。想到他自己無法替她揹負這一重擔，他的心簡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復一年，做父母的無時無刻不處於這種感覺中，而今我為什麼連幾分鐘都想逃避呢？他們活著的每一個小時，不都是看著自己的孩子一點點地接近死亡嗎？他又開始禱告：“主啊，照看著她吧。給她寧靜吧。”呼吸停了一會兒，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復過來。從手指縫裡他看到這個才六歲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個幹苦力工作的人那樣扭曲著。“主啊，”他祈禱說，“給她寧靜吧。把我的寧靜永遠取走，只要你能給她寧靜。”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聽到一聲微弱、沙啞的呼喊：“爸爸。”他抬起頭，看到一雙充滿血絲的藍色眼睛正盯著他。他毛骨悚然地想：這就是我自認為已經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聲叫鮑爾斯太太，只是他已經叫不出聲來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著，想喘過一口氣來再喊一聲那個具有千鈞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邊說：“唉，我來了，親愛的。別說話。我就在這兒。”小油燈把他緊握的拳頭的影子投到被單上，映入她的眼簾裡。她似乎想笑，臉又一次扭曲起來。斯考比把手拿開。“睡吧，親愛的，”他說，“你困了，睡覺吧。”他仔細埋葬起來的一個記憶回到腦子裡。他把手帕拿出來，折了只小兔子，讓小兔腦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頭上。“這是你的小兔，”他說，“讓它跟你一起睡覺吧。它趴在你旁邊，等著你睡覺。睡吧。”汗珠從他的臉上流下來，他的嘴嚐到了同眼淚一般的鹹味。“睡吧。”他讓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動著，動著。過了一會兒，他聽見鮑爾斯太太站在他身後低聲說：“別弄這個了，”她的語氣很嚴厲，“孩子已經死了。”

<h4>四</h4> 早晨他告訴醫生說，他要留在這兒，等著運送病人的汽車來了再走；瑪爾坷特小姐可以坐他的警車一同離開。最好讓瑪爾坷特小姐離開這裡，孩子的死使她的神經又緊張起來，而且誰也說不準，其餘的病號是否都能活下去。第二天，他們把孩子埋葬了，用的是他們能弄到的唯一的棺木。這口棺材本來是為大人制作的，但是在這種氣候裡這種事是不能耽擱的。斯考比沒有參加鮑爾斯牧師主持的葬禮，但是貝羅特夫婦都去了，此外還有威爾遜和幾個法庭遞送傳票的，醫生則留在招待所裡忙著照料病人。斯考比在稻田裡匆忙地轉了一週，同負責農業的官員談了談灌溉的問題。他有意躲開正在舉行的葬禮。過了一會兒，把有關灌溉的各種事都談完了以後，他又走到商店裡，坐在堆放著各類罐頭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裡：果醬罐頭、菜湯罐頭、黃油罐頭、餅乾罐頭、牛奶罐頭、馬鈴薯罐頭、巧克力罐頭……他在等著威爾遜。但是威爾遜並沒有來：也許葬禮弄得所有人都有些受不住，又都回到區專員的住房裡喝酒去了。斯考比走到下面的碼頭上，看著沿河向海駛去的帆船。有一次他發現自己把腦子裡的思想大聲地講了出來，彷彿在對一個坐在身邊的人講話：“為什麼你那時候沒有讓她淹死？”一個法院傳票遞送員斜著眼睛看了他一眼。斯考比離開這裡，向小山上走去。 鮑爾斯太太正在招待所外邊呼吸新鮮空氣，她像是服用什麼藥物似的非常認真地往肚子裡吸氣。她站在那裡，嘴一張一閉，吸進一口又撥出一口。鮑爾斯太太招呼了一句：“下午好。”她保持著緊張的姿勢，馬上又吸了一口氣，“你沒有去參加葬禮，少校？” “沒有。” “鮑爾斯先生和我很少能同時參加一場葬禮，除非在我們度假的時候。” “還會有別的葬禮嗎？” “也許還要有一個，我想。其餘的人慢慢都會好起來。” “哪個快要死了？” “那個老太太。昨天夜裡病情又惡化了。本來一直都很好。” 斯考比彷彿心安了一些，同時又感到自己太冷酷無情了。他說：“那個男孩子沒有問題嗎？” “沒有。” “羅爾特太太呢？” “她還沒有脫離危險，但是我想她會好起來的。她已經恢復知覺了。”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嗎？” “知道。”鮑爾斯太太開始擺動手臂，齊肩舉到頭頂，再落下來。接著她又做了六次踮腳尖。 斯考比說：“我希望我能做點兒什麼，幫幫忙。” “你會朗讀嗎？”鮑爾斯太太一邊踮起腳尖，一邊問。 “我想我還可以。” “你可以給那個男孩子讀點兒什麼。他感到厭煩無聊，這對他很不好。”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本書？” “佈道室裡有的是。有好幾書架。” 隨便做些什麼總比無事可做好。斯考比走到佈道室，發現果真如鮑爾斯太太所說，裡面有許許多多的書。斯考比不怎麼讀書，但甚至是他的眼睛也看得出，這些書完全不適合讀給一個生病的孩子聽。黴跡斑斑的維多利亞後期的作品，書脊上印的書名都是些《佈道二十年》《遺失與尋獲》《狹路》《傳道士的警告》。過去某個時候，顯然有人發起過為佈道團圖書館募集圖書的活動，這裡的幾書架宗教讀物就是從國內搜刮的結果：《約翰·奧可森亥姆詩集》[54]《人類的漁夫》。斯考比從架上隨便取下一本，轉身又回到招待所去。鮑爾斯太太正在藥房裡調藥。 “找到什麼了嗎？” “找到了。” “這些書都沒有問題，”鮑爾斯太太說，“從國內寄出來以前委員會都審查過。有的時候人們寄來一些非常不合適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教孩子識字可不是叫他們以後讀一讀小說呀。” “不，我想不是的。” “讓我看看你挑了一本什麼。” 斯考比第一次看了看這本書的名字：《班圖人中的一個主教》。 “一定很有意思。”鮑爾斯太太說。斯考比帶著懷疑地表示同意。 “你知道他在哪兒。你可以給他讀一刻鐘——不能再多了。” 老太太已經搬進了最裡面的那間屋子——小女孩在裡面死去的那間，酒糟鼻子的男人移到鮑爾斯太太稱之為健康恢復室的屋子，這樣，中間的一間就給了男孩子和羅爾特太太兩個人。羅爾特太太面對牆躺著，閉著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到，他們終於把她一直緊握在手裡的集郵簿拿開了，現在這本集郵簿放在床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男孩子看著斯考比走進來，一雙眼睛因為發燒顯得特別明亮有神。 “我叫斯考比。你呢？” “菲舍爾。” 斯考比有些拘束地說：“鮑爾斯太太叫我來給你讀一點兒什麼。” “你是幹什麼的？軍人嗎？” “不是，我是警察。” “你要給我讀的是殺人的故事嗎？” “我想不是。”他信手把書開啟，翻到的一頁是一張照片：一個穿著長袍的主教坐在鐵皮屋頂的小教堂外邊的一張硬椅上，周圍是一群班圖人，個個對著照相機咧著嘴笑。 “我喜歡聽殺人的故事。你辦過殺人的案子嗎？” “沒有辦過你說的那種需要偵查線索、追捕兇手的真正的謀殺案。” “那麼你的殺人案是什麼樣的？” “打起架來的時候也會扎死人的。”為了不擾亂羅爾特太太，他的話音很低。羅爾特太太躺在那裡，一隻拳頭攥緊放在被單上面，她的拳頭比網球大不了多少。 “你帶來的書叫什麼名字？也許我讀過。我在小船上讀了一本《金銀島》[55]。海盜的故事也不錯。你那本書叫什麼名字？” 斯考比含含混混地說：“《班圖人中的一個主教》。” “什麼意思？” 斯考比深吸了一口氣。“你知道，主教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你剛才說一個主教。” “對了。他真正的名字叫阿瑟。” “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兒不帶勁兒。” “確實。但這個主人公本人就不帶勁兒。”突然，在斯考比的眼光從孩子身上挪開的時候，他發現羅爾特太太並沒有睡著，她正兩眼盯著牆壁，聽著這邊的談話。斯考比信口開河地說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班圖人。” “班圖人是什麼人？” “他們是一些特別兇狠的海盜，出沒於西印度群島，凡是從大西洋那一帶過往的船隻，他們都要打劫。” “阿瑟主教追捕這些人嗎？” “是的。這本書也有點兒像偵探小說，因為他是英國政府的一個秘密情報人員。他化裝成一個普通的水手在一艘商船上幹活，這樣班圖人就可以把他俘虜過去了。你知道，他們總給普通水手一個加入他們海盜船的機會。如果是個高階船員，他們就把他的眼睛蒙起來，叫他走蹺板。這個人混到海盜裡頭，把他們的暗號、巢穴和打劫的計劃都打聽清楚了，當然了，他是準備時機一到就把他們出賣。” “這個人可不太地道。”男孩子說。 “就是。後來他愛上了班圖人頭頭的女兒，這時候他就變得不帶勁兒了。可是這是故事快完的事兒了，咱們講不到這個地方。在這以前有很多打仗和殺人的故事。” “聽起來還有意思。開始吧。” “好，你知道，鮑爾斯太太告訴我，我今天只能在這兒待一會兒，所以我只把這本書的大概意思跟你說一說，咱們可以明天再開始。” “也許你明天不在這兒了。也許又發生了謀殺案什麼的。” “但是這本書我不拿走，我把它留給鮑爾斯太太。這是她的書。當然了，她讀的時候也許同我讀的不太一樣。” “你就開始吧。”男孩子哀求說。 “是的，開始吧。”對面床上一個低低的聲音說，聲音是那麼低，如果他沒有抬起頭來看到她正望著自己，也許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幻覺而根本不去理會。她的兩隻眼睛在瘦成一條的臉上出奇的大，像是一個孩子的一樣。 斯考比說：“我一點兒也不會朗讀。” “快點兒吧，”男孩子不耐煩地說，“誰都會朗讀。” 斯考比發現自己的眼睛正盯視著一個段落開始的地方，那上面寫著：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第一眼見到這個大陸的情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三十年今後將在這裡辛勞地度過。斯考比緩緩地說：“從他們離開百慕大群島的那一刻起，那艘低矮、細長的黑船就在他們後面尾追不捨。船長顯然非常不安，因為他每隔一會兒就用望遠鏡把這隻怪船打量一番。夜幕降臨的時候，它仍然跟在他們後面；破曉後，他們第一眼望到的仍然是這艘黑船。阿瑟主教思忖道，會不會我就要見到我尋找的物件了？是班圖人的頭子‘黑鬍子’呢，還是他的嗜血成性的二頭目呢……”他翻了一頁，思路暫時被一張照片打斷了：主教穿著白衣服，繫著神職人員衣領，戴著遮陽帽，正站在三柱門前，用球板擋住一個班圖人投過來的板球。 “念呀。”孩子催促道。 “……瘋子達維斯，人們這樣叫他也許是因為他發起火來像個瘋子，會把全船的水手都從蹺板上轟到海里去。事情很明顯，布勒船長害怕發生最糟的事，他把所有的船帆都升了起來。有一段時間，他們看來很可能把這艘怪船甩在屁股後頭了，可是忽然間轟隆一聲，海面上傳來一聲炮響，一顆炮彈落在他們船前面二十碼遠的海面上。布勒船長把望遠鏡舉到眼睛上，把阿瑟主教從船橋上喊下來。‘老天爺，海盜旗！’在全體船員裡面，布勒船長是唯一知道阿瑟此行目的的人。” 鮑爾斯太太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了進來。“好了，就唸到這裡吧。今天已經夠多的了。他給你念什麼了，吉米？” “《班圖人中的一位主教》。” “我希望你喜歡這本書。” “棒極了。” “你真是個懂事的孩子。”鮑爾斯太太稱讚說。 “謝謝你。”另外一張床上一個聲音說。斯考比又一次不很情願地轉過頭，看了一眼那張年輕的遭受生活蹂瞞的面孔。“你明天還接著念嗎？” “別麻煩斯考比少校了，海倫。”鮑爾斯太太責備她說，“他得回海港去。沒有他，那裡的人就要彼此謀殺了。” “你是警察？” “是的。” “我從前認識一個警察——在我們家鄉……”話沒說完，她已經沉沉入睡了。斯考比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的臉。那像是占卦人的紙牌，這張臉清清楚楚地顯示出她的經歷——航程、失去親人、疾病。再擺一次牌也許就可能推算出她的未來。他把集郵簿拿起來，翻到扉頁上，那上面寫著兩行字：“給海倫，你親愛的父親，於海倫十四歲生辰。”再翻開的一頁是巴拉圭的郵票，各種長尾巴小鸚鵡的裝飾畫——那種兒童喜歡收集的帶畫的郵票。“我們得給她找幾張新的。”他悲哀地說。

<h4>五</h4>   威爾遜正在外面等著他。威爾遜說：“葬禮以後，我就一直在找你，斯考比少校。” “我在做好事。”斯考比說。 “羅爾特太太怎麼樣了？” “他們認為她可能度過危險期了，那個小男孩也是這樣。” “噢，是的，那個小男孩。”威爾遜把腳下的一塊小石頭踢了一下，說，“我要你給我出個主意，斯考比少校。我不知該怎麼辦好。” “是嗎？” “你知道，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檢查一下我們商店的賬目。我發現我們的經理在購買軍用物資，有不少罐頭食品都不是從我們出口商那裡買的。” “解決的辦法不是很簡單嗎？把他撤職算了。” “如果從一個小偷能引出一個大盜竊犯，只把小偷撤職了事似乎有些可惜。但是，當然了，這是你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找你談談的緣故。”威爾遜沒有再說下去，臉上泛起的紅暈道破了他心中的全部隱秘。他說：“你知道，他的貨物是從一個給尤塞夫管事的人那裡買來的。” “你不說我也猜得到。” “猜得到？” “是啊。但是你知道，尤塞夫手底下的人並不等於尤塞夫本人，他要是不想承認一個鄉村小商店老闆同自己有什麼關係，那實在是太容易了。事實上也是這樣，儘管發生了這種事，尤塞夫真的可能是無辜的。說起來也許不會叫人相信，但是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你自己的事就是個證明。你不是也剛剛才知道你的商店經理乾的這些事嗎？” “如果證據確鑿，”威爾遜說，“警察局會不會檢舉？” 斯考比一下子怔在那裡。“你說什麼？” 威爾遜的臉又紅起來，嘴裡咕噥了一句什麼，接著，他說了一句極其惡毒的話，使斯考比大吃一驚。他說：“有謠言說，尤塞夫受到包庇。” “你在這裡待的時間夠長了，應該懂得謠言值多少錢。” “可是謠言已經傳遍了。” “塔利特製造的——也許是尤塞夫自己製造的。” “別誤解我，”威爾遜說，“你對我很不錯——斯考比太太也是這樣的。我認為你應該知道一下人們私下裡在議論什麼。” “我在這個地方已經十五年了，威爾遜。” “是的，我知道，”威爾遜說，“我也許太不知分寸了。但是人們對塔利特的那隻鸚鵡有不少看法，他們說，有人給塔利特栽贓，因為尤塞夫想把他從這個地方趕走。” “不錯，我聽到過有人這樣說。” “他們說，你同尤塞夫過從甚密。當然，這是胡說，但是……” “這一點兒也不假。我同衛生督察來往也挺多，但是我還是照樣可以檢舉他……”斯考比忽然把話頭打住，過了一會兒才接著說，“我不想在你面前進行自我辯護，威爾遜。" 威爾遜又重複了一句：“我認為你應該知道一下的。” “你做這個工作太年輕了，威爾遜。” “這個工作？” “別管是什麼工作了。” 威爾遜第二次使斯考比吃了一驚，他用沙啞的聲音說：“噢，你簡直叫人無法忍受。你老實得過分了，不懂得生活。”他的臉漲得通紅，因為憤怒、羞愧和蔑視自己，好像連裸露在外面的膝蓋都泛上一層紅暈。 “你應該戴頂帽子，威爾遜。”斯考比說。 他們倆面對面地站在區專員的住房和招待所中間的一段石路上；陽光平射到下面的稻田上，斯考比意識到他們兩個人的側影如何輪廓鮮明地映到任何一個旁觀者的眼睛裡。“你把露易絲弄走，”威爾遜說，“是因為你怕我。” 斯考比輕輕笑了一下。“太陽，威爾遜，都是太陽的緣故。明天早上這些事咱們就都忘記了。” “她忍受不了你的愚蠢、沒有腦子……你不知道一個像露易絲這樣的女人在想什麼。” “我想我不會知道。誰也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威爾遜。” 威爾遜說：“那天晚上我和她接吻了……” “在我們殖民地這裡，這沒有什麼了不起。”他並不是在故意激怒這個年輕人，他只是非常希望這個場面趕快過去，誰也別動感情，這樣第二天清早再見面，兩個人就不會難為情了。這裡的陽光太毒了，他對自己說。這種事十五年來他不知遇見過多少次了。 威爾遜說：“她太好了，你配不上。” “咱們兩個人都配不上。” “你從哪裡弄到的錢讓她走的？這是我想知道的事。你掙不了那麼多錢，我知道。誰掙多少錢，殖民廳名冊上都有記載。”如果這個年輕人不是那麼蠻不講理，也許斯考比不會被激怒，最後兩個人倒能夠成為朋友。因為斯考比一直心平氣和，反而把火焰撥得更旺了。斯考比說：“咱們明天再談吧。到屋子裡邊去喝杯酒。”他想繞著威爾遜走過去，可是威爾遜卻把他擋住；威爾遜面紅耳赤，眼睛裡含著兩汪眼淚，彷彿是，他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現在唯一的路就是繼續往前走了——他絕對不能退回去了。他說：“不要認為你的一舉一動能逃得過我的眼睛。” 斯考比怔住了，他沒有想到對方居然說出這樣毫不留情的話。 “你要小心著點兒，”威爾遜說，“還有羅爾特太太……” “羅爾特太太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不要認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藏起來，偷偷摸摸地老往醫院跑……我們都去參加葬禮，你溜到這裡來……” “你真是犯神經了，威爾遜。”斯考比說。 威爾遜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一隻無形的大手一下子把他摺疊起來。他雙手捂著臉，嗚嗚地哭起來。 “都是太陽，”斯考比說，“這裡的陽光太厲害了。去躺一會兒吧。”他把帽子摘下來，給威爾遜戴上。威爾遜滿懷著仇恨從指縫裡望著他——望著這個看到自己掉眼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