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賈子安議海貿事 但將前明論今時

林如海沒有問詢其他，而是先行將邸報遞來，賈崢忙雙手接了過去。

此間邸報，乃是關於沿海走私案。

其中還有言及一些海商同洋人的勾結，還有地方負責官吏的腐敗……

以上種種，賈崢收入眼底，自是看出這是林如海於朝會抄錄所得。

寒冬時節，乾清宮有使欽差大臣前往調查處置，而今結合邸報的一些內容，賈崢能做出的判斷，謝琦在兩廣進度當不順利！

作為戶部尚書，殿前議事大臣，林如海拿來讓他觀閱，難道是種考驗？

畢竟在上次覆試的策論，以及乾清宮對答裡，他於海貿事，都提出過不少參考建議！

賈崢腦中快思索，而林如海見賈崢閱覽完畢後，沉吟一嘆道“海貿諸事，於太祖執掌華夏神鼎之後，一直處於開放之態。這麼多年來，為朝廷提供了大量賦稅來源。但出海之商展下，因朝堂之漏洞，亦帶來了不少問題。

便說在往南洋運輸事上，倭寇之氾濫，其中不少洋人假扮海盜，又有瓊州水師之沒落……各方之間，達成了新的私有利益鏈，私人貿易之盛，但最終損失的乃是國朝之利！

開年以來，宮裡在將精力放在遼東戰事外，亦關心海貿之亂象。

我乃戶部尚書，在此事上，有督管之權，但第二期‘恩債’當將行，如何配合欽差大臣於沿海所行，確屬問題。

子安於商貿有獨特見解，前有綜述，不知覺得朝廷於此事上，該如何對待？”

來林府見林如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問策，賈崢心神一定。

在大順海貿亂象裡，得益於鄭告言，他比朝堂上的很多官吏，都知道其中牽涉的千絲萬縷關係。

話說歷史上的滿清時下，正是那位乾隆皇帝行“閉關鎖國”的時候，此次閉關鎖國，將近百年時間，道光帝時期，才不得已被洋人“打”開國門，並直接導致了華夏大地之危機……清廷這麼做，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封建主憂慮西洋科學和思想衝擊，擔心成為下一個波旁王朝，及於“反清復明”勢力之忌憚，另行愚化之治。

大順從太祖皇帝開始，並沒有異常明確的閉關鎖國戰略，從順太宗皇帝永成六年（西元1668）開始，已然派遣皇商，組成皇家船隊向西貿易。但在被英吉利、佛朗機等海軍偽裝之海盜打擊下，向西的遠洋貿易，遭遇重創。

太上皇朝，瓊州水師於南陽巨港的海戰勝利，及數度阻止華人於南洋遭遇之危機，則有效保證了順人向南洋的貿易擴張，可直往西方商道依舊被阻斷。英吉利等各國，憑藉龐大的海軍，外有悠久的東印度公司，佔據其中優勢，自然而然地做起了二道販子！

大順商賈的競爭之內，各自便是用盡了渾身解數，如海商繞過朝廷市舶司監察，外有賄賂官吏，逃避關稅，打擊異己，層出不窮。

即於賈崢上次面聖，還有面於林如海所念，此間事，導致了大順舉國之資的流逝，並肥了一小部分人，於普通黔百姓自無利處。甚至藉此錢資，一些權貴商賈，開始行土地兼併，囤積糧食，在天災之時，操縱糧價，併兼並行業……

昌元帝去歲冬裡，於一些貪官汙吏，勳貴之屬的懲處，不過是傷了得利者的皮毛。

即是林如海這位戶部主官，上有皇帝命令，下又無法瓦解地方利益之網，這就早早陷入兩難。

賈崢前番還有些不明白，昌元帝為充國庫，為何從海上走私抓起，但結合大朝會時，同成國府羅贇之談，還有現在林如海送予邸報所問，他且是看出昌元帝，原來是在下這麼一盤棋！

戶部，欽差大臣，瓊州水師，還有於英吉利使臣之態度……這是在前數帝留下的隱患裡，開始從外圍清理起麻煩事。

作為皇帝信任大臣，林如海又豈會不知道乾清宮是為了什麼？

那林如海如此所問，自不是為了讓他分析問題，而是為了解決問題！

而問題的核心，在他看去，重點還是在於“規範”二字。

乾清宮的決心和決策下，做到“規範”，利益之重新分配，雖有很長的路走，但如果能實現，這不僅是於皇家，朝堂，百姓的重大有利之舉，還能形成對外貿易的擴大，及念想的“造艦”之策。

在前幾次同林如海面見裡，其已表現出於一些問題的“前獨特”觀點，這恰恰於昌元帝有心實行的變革，起到點醒之用。

眸光於堂舍對面掛著的“大順地圖”掃了眼，迎著林如海的目光，賈崢道“世叔所言，晚輩認為有句話說得好‘堵不如疏’‘疏不如引’！”

“堵不如疏”乃是出自《國語·周語下》，言於大禹治水事，但放在沿海走私上，就令人浮想聯翩了！

林如海撫須思慮間，賈崢眸子於手邊紅木傢俱略一頓，繼續道“治海貿走私事，在晚輩看來，即如同治水。

晚輩讀《明史》，知明初之世，明天子行朝貢體系，而由貿易之行。實在此之前，已有市舶提舉司行做負責，亦如我朝！

後因倭寇之亂，一度海禁，後才回歸朝貢之舉，即律非入貢不許其互市。

但明廷如此所行，且是進一步增大沿海走私力度……”

這些明朝海貿事，林如海也有研究，畢竟明亡不過一百多年，其中有不少經驗，是可以作為借鑑的。

“嘉靖皇帝時，前有明臣夏言等人上書言事，行全面海禁，同樣是因倭寇之患，至嘉靖帝末年，於胡宗憲、戚繼光等奏言，復以開海。

至此時，於利益驅動下，私人海貿展迅，朝廷即便有所開放，但限制之多，官吏又自行抽稅，海商苦不堪言……”

大順當前的情況，明面上開放海貿，但同明末一樣，沒有規範性章程，基層官吏職權過大，導致正規渠道的“互市”利益減少，一些從明朝延續至今私人海貿世家，暗地裡牢牢把控。

“我朝初期，太宗皇帝，單設廣州而為通商口岸。太上皇朝，則有廣州、寧波兩地，於晚輩看來，不足且不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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