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我生活在地球上的這32年中最漫長的7小時8分鐘的旅途結束了。

結束了。

吉莉安的聲音在擴音器裡響了起來，宣佈這趟令人愉悅（含淚）的旅途已經走向了尾聲。她的語氣是輕快的，帶有些許雀躍，也非常專業。她歡迎每一位乘客（尤其是里程會員）來到倫敦希思羅機場，還說她希望我們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旅程（程式化的語言），期待很快還能與我們見面，不管我們的旅行計劃將把我們帶去何方（坐在這把椅子上，我願意去天涯海角）。

我永遠都無法理解大家為什麼要爭先恐後地離開機艙。機尾部分彷彿瞬間爆發了一場食肉細菌的災難，彷彿瘋狂地衝向出口是什麼生死攸關的事情，難不成這麼多人都要趕著去轉機？

過道上擠滿了人。大家紛紛從頭頂上的行李架裡猛地抽出自己的隨身行李，匆忙地往包裡塞著平板電腦、電子書以及他們在飛行過程中囤積的零食，幾乎都懶得拉上拉鍊。

耳邊傳來了一陣刺耳的聲音。<b>不好意思</b>——<b>抱歉</b>——<b>這是你的包嗎？讓一下好嗎？</b>

我會是最後一個下飛機的人。我害怕回家。在那裡，我不得不做出那個決定。

上帝啊，光是想到這一點就讓我滿心不悅。

“你還好嗎？”

那個坐在2A座位上的傢伙，留著深色短髮，臉龐輪廓分明，操著美國口音。<b>我喜歡。</b>

“是的。”我應付了一句。但是，在過道上的“扭扭樂遊戲”喧鬧的背景下，我的話音幾乎聽不清楚。

“需要幫忙嗎？”

這話有些言不由衷。

他眯著眼睛看了看。“幫忙把你的包取下來？”

“我——”

“嘿，有些人還有地方要去呢，浪蕩公子。”格雷森·肖。他醉醺醺的，應該說是酩酊大醉。

坐在2A座位上的男子並沒有讓步。“沒錯。你為什麼不讓開？”

格雷森嘟囔著說了一大堆罵人的字眼，然後轉過身去，透過商務艙的出口下了飛機。

2A男子開啟頭頂上的行李架，掏出了我的行李。在他的手中，行李箱的重量似乎微不足道。

在他把我破舊的黑色行李箱放在過道上時，我畏縮了一下。他鬆開手，箱子微微傾斜了一下——4個輪子中的一個已經丟失了。這個行李箱是我在上大學時某年聖誕節的禮物。鑑於自己很少外出旅行，我似乎沒有必要花錢去更換它。它搖搖晃晃的樣子讓我感覺自己彷彿因為欺騙罪而出現在了英國政府的一號法庭裡，被人指正我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305航班的頭等艙裡。律師無疑會將陪審團的注意力引向我未曾撕掉的標籤殘留物上。那個標籤是我一個喝醉酒的朋友大約10年前在西班牙為我貼上的，上面寫的可能是“我愛鱷梨色拉醬”，也可能是“革命萬歲”——我記不清了。

“謝謝。”我的聲音有些尖利刺耳。

先是前往帕丁頓火車站的希思羅機場快線，然後是地鐵。我一直盯著自己的手機，卻沒有開機，害怕等待著我的訊息。

回到家，我終於按下了開機鍵。

兩條語音留言。一條來自我的經紀人，另一條來自母親。

經紀人的聲音在我的耳邊尖叫起來：“<b>嘿，哈珀，希望你旅途愉快。到家給我打電話。他們正在催我回復你的決定。如果你退出，他們會繼續尋找別人。他們不想那麼做，我也不想他們那麼做。這是個很棒的機遇，哈珀。我們要想清楚，對嗎？”</b>

母親只不過想要確定自己的獨生女沒有墜入大西洋或是英格蘭郊外的某個地方。時間已經很晚了，但我知道她還沒有睡，而是憂慮地等待著我的電話。於是我撥通了她的號碼。

對話顯然是單方面的：嘮嘮叨叨的人一直是她。我坐在鋪著奶油色沙發套的塌陷沙發裡，聽著老老少少的親戚們最近的訊息。我知道她最後打算提及什麼，並且已經在心理上做好了準備。我的表兄伊森就要去哈羅讀書了，可我的舅舅和舅媽根本負擔不起。說到舅舅們，克萊夫買了一匹馬。母親猜測這是因為他遭遇了中年危機。她認為這樣的結果總比婚外戀要好得多。而且……說到約會——

在那之後，我結束通話了電話，在公寓裡踱了一會兒步，反覆思索著那個決定。我從床墊下抽出愛麗絲·卡特的筆記本，把它放在咖啡桌上，滿懷同情地注視著它，彷彿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孩子，要趁她心碎之前安慰她。<b>暑假必須再等一年了，親愛的。媽媽必須要工作。</b>我想結果一定會是這樣。但隨後我就能自由地完成愛麗絲的故事了，給予她應得的時間。

這話聽上去像是一個理性、有負責感的成年人做出的決定。

我在騙誰呢？我還在搖擺不定，就像我破舊不堪的三輪行李箱。也許我可以用稿費把它換掉。

只有一件事要做了，一件能夠幫助我做出決定的事情。

我重新穿上外衣，邁著沉重的腳步走下樓去：伏特加還是葡萄酒？

鑑於我現在必須做出實用、理性而又成熟的決定，我會選擇伏特加。更划算，更容易帶來啟示，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擁有讓人堅定自己決定的力量——何況卡路里也要更少一些。少攝入些卡路里是件好事。正如母親剛才提醒我的那樣，我可不想成為一個頂著啤酒肚的老姑娘，像表姐多莉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