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

伊麻孺僧院

第二天早上，米羅又在等著凱特，就跟前一天一樣。

“他在那兒坐著等我醒來，坐了有多久？”她有些好奇。

凱特爬起來就看到一碗早餐，在同樣的位置。她和米羅互相問候早安，然後他又把凱特領到了大衛的房間。

日記就放在床邊的桌子上，但凱特掠過了它，先走到大衛旁邊。她給大衛餵了抗生素，然後檢查了一下他肩膀和腿上的傷口。紅色的範圍在夜裡又擴大了，擴散到了他的胸部和大腿上方。

“米羅，我需要你幫我做點事。很重要的事。”

“正如我們初次見面時我說的那樣，女士，”他又鞠了個躬，“米羅為您效勞。”

“你暈血嗎，米羅？”

幾個小時之後，凱特把大衛肩上最後一圈繃帶綁好。在桌上，一個碗裡放著一堆染血的紗布，紗布下面是一汪膿血。米羅的表現十分出色，雖然沒一個手術護士那麼好，但他的禪修功夫對此頗有幫助，特別是在檢查時對讓凱特保持鎮定很有幫助。

包好了繃帶之後，凱特用一隻手拂過大衛的胸膛，深深吸了口氣。現在，她能做的只有等待了。她靠著壁龕裡面坐下，看著大衛的胸膛一起一伏，運動的幅度幾乎小得難以察覺。

過了一小會兒，她開啟了日記本，開始讀日記。

1917年6月3日

“現在怎麼樣？”卡萊爾醫生邊說邊用鋼筆戳了戳我的腿。

“呀。”我咬牙切齒地說。

他把筆往下挪了挪，又戳了一下，“這裡呢？”

“疼得要見鬼了。”

他直起腰，沉思著剛才他戳那幾下所得的結果。

看腿之前，他花了些時間收集病史。戰地醫生通常是看看傷口，根本不看人，然後通常一言不發就開始治療，像他這樣算是非常之舉。可我喜歡。我告訴他，我26歲，受傷前健康良好，沒有任何“藥物依賴性”，是在西線戰場下面的一條地道崩塌的時候受傷的。他點點頭，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檢查，對我說這傷情跟他在行醫實踐中遇到的受傷礦工和運動員的情況沒太大不同。

我等著他的結論，不知道我該不該說點什麼。

這個城裡來的醫生撓了撓頭，在床邊坐下，“我必須要說，我同意軍醫們告訴你的話。最好當時就把它切除，大概要切除膝蓋以下的部分，或者說，至少我會從那裡切。”

“那現在呢？”我有些害怕聽到答案。

“現在……我不確定。你不能再用它走路了，至少不能正常走路。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你有多疼。毫無疑問，你腿上的很多神經都壞死了。我建議你試著走路，盡力走，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月裡。如果疼痛無法忍受，我懷疑會那樣，我們就從膝蓋以下切除。你大部分疼痛的感覺來自腳上：那兒還有較多的神經。切掉以後你會輕鬆些。”似乎還嫌我痛苦得不夠，他又補充道，“我們要對付的還不僅僅是疼痛，虛榮心也是個要與之鬥爭的因素。沒人希望失去一半的腿，但這絲毫無損於他的男子氣概。最好是現實點，你會為你還存在於世上感到欣慰的。另外，我認為最後還有個問題要考慮，你將來要做什麼工作，上尉——不對，是少校吧？我還從沒見過你這麼年輕的少校呢。”

“你周圍的人都死光了的話你升遷得自然就快了，”我說，好多拖一會兒才去面對另外一個問題，那個我自從地道崩塌以來一直拒絕面對的問題。我除了採礦什麼都不懂。“我不清楚那之後我能做什麼……在我重新站起來以後。”這是我腦海裡出現的第一個表達。

“案頭的文書工作會，唔，比較適合你的狀況，如果你能找到一個這種工作的話。”他點點頭，站起來，“嗯，那麼，不介意的話，一個月內給我打電話或者寫信。”他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著他在倫敦的地址。

“謝謝你，醫生。真心的。”

“哦，我只是很難拒絕來自巴爾頓勳爵的請求。我們從伊頓公學的時候就在一起了。他告訴我，你是個戰爭英雄，而且他的小女兒非常執著，讓他擔心我不來看看的話她會心碎的。然後我第二天就坐上火車過來啦。”

客廳裡有喧鬧聲，似乎是有人把架子上的東西撞掉了。卡萊爾醫生和我都往那邊瞥了一眼，但都什麼也沒說。他彎腰拿起自己的黑色皮包，然後站直身子，“我會給海倫娜一份指南，告訴她怎麼包紮你的腿的。祝你好運，少校。”

1917年8月5日

兩個月過去了，我現在已經“走”了一個月了。大部分時候在蹣跚，狀況好的時候，靠著一根柺杖的幫助，能跛幾步。

卡萊爾一個星期前又來看了一下我跛腳走路的表現。他站在海倫娜旁邊鼓勵我，彷彿狗展上一位驕傲的狗主。

這樣說不公平，也不友善——對一個和我本來毫無關係，但對我這麼好的人。

那些藥，它們麻痺了疼痛，也麻痺了其他一切，包括我的思維。它們讓我在藥效來的時候對各種情緒都無動於衷，藥效退去的時候又瘋得像一隻大黃蜂。在我的心靈裡進行的這場戰爭是種奇異的折磨。我覺得我寧願去朝著那些德國皇帝的臣民開槍也好——至少那時候我知道我的立場，當我不在前線的時候還能得到片刻安寧。周復一週的行走，吞服藥片，然後踉踉蹌蹌，這讓我有一種新的恐懼：我可能會再也無法擺脫這隻野獸，它趴在我背上，不斷慫恿我去止住疼痛。我需要那些藥片，離不開它們，而且也不想離開。我已經把那魔鬼，那鴉片酊，用兩根支柱取代了，一個在我邊上，一個在我口袋裡。

卡萊爾說，只有我“學會用現在的腿”，找到止痛藥的每日最低用量以後，我才能走得更好。說起來容易。

但那些藥並不是我離開醫院之後那幾個月裡最讓我離不開的東西。她和我之前遇到過的人都不一樣。搬出去，說再見，這種事哪怕是想一下都讓我害怕。我知道我想做什麼：牽住她的手，乘上一艘船，離開直布羅陀出海，遠離戰爭，遠離過去，在某個安全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那裡我們的孩子可以無憂無慮地成長。

現在快3點了，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吃藥。我希望我跟她說話的時候頭腦清醒。我不希望漏掉任何東西，無論會多疼，無論疼在我的腿上還是我的心裡。

我需要我全部的智慧。也許是她的英國式教養，那種斯多葛主義和冷幽默，或者也許是在戰地醫院工作的這兩年，在醫院裡感情和她們與之搏鬥的感染一樣危險，還會傳染。總之，這個女人幾乎無法解讀。她大笑，她微笑，她充滿活力，但她從不失控，從不失口，從不洩露她的心思。如果能知道她到底對我有何感覺，我寧可把我的另外一條腿也丟掉。

我反覆考慮過可行的選擇，儘可能地做出安排。那個惡棍達米安·韋伯斯特來訪的第二天，我寫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寫給查爾斯頓的第一國民銀行，通知他們把我父親賬戶上的存款轉到埃爾金斯的西弗吉尼亞州孤兒院去。我把第二封信寄給孤兒院，提醒他們會有捐款，還有，萬一那筆遺產沒直接轉給他們的話，他們應該去找韋伯斯特先生，考慮到他是最後一個已知的訪問過那個賬戶的人。我真心希望他們能收到那筆資金。

最後一封信我寫給查爾斯頓市立銀行，我自己的錢存在那裡面。一個半星期之後，我收到了答覆信，通知我的賬戶裡總共有5752美元34美分，另外把這筆錢換成銀行本票寄到直布羅陀需要收取一定費用。我完全可以預想，我去取現的話沒出門就會被偷，銀行經常這麼幹，所以我立刻回信謝謝他們，並要求他們把上述的銀行本票儘快寄來。昨天寄來了一份快遞，裡面裝著本票。

我還收到了美國陸軍給我的那點微薄的薪水，你不再作戰的時候，大部分薪水都由他們替你保管。我上週光榮退役了，所以這會是最後一筆錢了。

如上所述加起來，我有6382美元79美分——要養活妻子和安置好自己，我需要的遠不止這點錢。我必須去找個能坐著乾的工作，最大的可能是在銀行或者投資業，也可能在我熟悉的領域——採礦，或者軍火。但這些工作都只會給一些特定的人，他們有合適的人脈，受過合適的教育。如果我有自己的資本，我可以從中獲利，然後如果有點好運的話，趕上一次礦業罷工——煤礦，金礦，鑽石礦，銅礦，或者銀礦——錢就不會是問題了。2.5萬美元是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我沒有多少犯錯的空間。

我聽到海倫娜開啟門，就走到前面的小客廳迎接她。她身上的護士制服滿是血汙，她看見我的時候臉上露出了和藹的微笑，二者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反差。要是能知道她那是個憐憫的微笑，還是開心的笑容，我願意付出一切。“你起來了啊。別介意這身衣服，我正準備換一身。”她邊說邊衝出了客廳。

“穿點好的，”我對她喊道，“我想帶你出去走走，然後一起吃晚餐。”

她從她的臥室門口伸出頭來：“真的？”笑容更明顯了，還摻進了一點兒驚喜的痕跡，“我要不要把你的制服拿出來擺好？”

“不用。謝謝你，但我以後再也不穿制服了。今晚我想談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