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於大唐和五代的藩鎮之亂，不得不說太祖趙匡胤看在眼裡記在心中。

“杯酒釋兵權”的出現，等同於用懷柔手段剝奪功臣、宿將的軍職，隨後對武將依舊倍加防範。

太祖太宗時期對於開國武將或許還有較大依賴，重文抑武至少不是特別明顯。

而到了守真宗仁宗時期，此時江山穩固，且君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便更多依賴文臣施政。

由此便出現了以科舉出身為主的文官崛起。

並一躍成為朝堂政治的統治力量，且代代相傳。

“澶淵之盟”後對遼戰爭的結束，大宋邊防壓力緩解，迎來了極長時間的穩定。

隨之而來的便是文臣以州府長官兼管駐軍的方式不斷增加。

文臣兼管武備，由此說明大宋以文馭武規則已正式產生，也反映出統治大宋朝堂已然突破了武將掌軍的傳統。

到了仁宗時期，文官士大夫主政的朝堂格局更為鮮明，朝廷各方面的重要職責已皆由文臣承擔。

文臣的地位此時在大宋可謂是盛極一時，相權對於皇權的制衡也是極為誇張。

因而在仁宗朝時期，皇帝的諸多想法難以得到真正實施。

繼而出現了皇權、相權甚至臺諫這三權分立之勢，於朝堂而言便是效率低下，最終難有作為。

以文馭武？

或許這是開國前幾代君王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卻著實不符合當下的時宜。

畢竟以文馭武也好，重文抑武也罷，對於任何朝廷而言都失去了文治武功的平衡。

文武之道本就是一張一弛，文可安邦武可定國，不可偏廢。

趙構正是看清楚了這樣的弊端，才當著眾人推翻祖宗之法。

而眼下又正是北伐之際，如若不給武將正名，恐大戰之時無權威可言。

“自真宗朝以來，朝廷便是推行“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然朕以為應是“與忠臣良將治天下。””

趙構這番話便是向眾人道出了一個事實，糾正前代君王們一直奉行的重文策略，轉而朝著平衡的方式進行。

對於王朝或者皇帝而言，忠心是排在第一位的，能力是排在第二位的。

因此只要是忠臣良將，不管是文是武，能夠為國分憂便可。

仁宗真宗時期，文臣基本掌握了國家各個方面的主導權。

文臣成為樞密院的領導者，承擔朝廷軍務機要與決策。

文臣成為臺諫的領導者，擔負朝堂的風紀與整肅。

文臣成為中書門下的領導者，承擔著朝廷的行政事宜。

而其惡果便是導致軍國決策的保守與消極，制度僵化效率低下，並且形成結黨從而禍亂朝綱。

“官家英明，臣等定當竭盡全力，為大宋赴湯滔火！”

趙構的這些話再次讓眾人感動，於是異口同聲回應道。

趙構望著吳璘和虞允文動情的說道“西線不比中原，地貌崎嶇不平且西夏虎視眈眈，兩位愛卿不可掉以輕心才是。”

其實他非常清楚西線的難處，不單單地形複雜，所處的區域也也是非常複雜。